展会公告

  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正式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升到“新的文化使命”的高度，引起学术界和理论界的强烈反响和广泛认同。学界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命题展开了若干讨论，并围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厚内涵、哲学意蕴、时代特质、价值导向等议题形成了诸多成果，为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积淀了颇具价值的思想资源。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深入探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空向度，并分析其建构原则和实现路径，进而引起关于该问题的再思考。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文明只能在长时间段中进行研究。”探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首要的是锚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华文明大系、社会主义文明和人类文明大格局中的纵横坐标，明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三维体系中的位置。

  “中华”是一个传统中国术语，既表示一定的地域，又指涉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是“中国古老国家的又一个持久习惯的贯通性名号”。“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传承、累积和创造的结晶。马克思恩格斯经常在广义层面使用“文明”概念，以指代一定的历史主体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文明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就是中华民族过去、现在及将来开创的文明成果的集合，是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的文明。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延续不绝且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经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证明，距今约5000年前，中华大地各地区开始陆续进入文明时代，在文明进程中走在前列的中原地区，一度成为东亚文明板块的核心地带，不断向外辐射和传播。之后数千年间，中华民族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中华文明也在代代传承、发展演进，经历了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两汉经学的兴盛繁荣、魏晋南北朝的玄学流韵、隋唐之际的儒释道并立交融，及至宋明理学的起兴光大，逐渐形成儒学主导、兼收并蓄的文化格局，积贮了影响深远的文化遗产。阿诺德·汤因比直言：“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

  但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时，中华文明却未能紧跟时代变化实现现代转型，遭到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冲击和挑战。战争以降，中国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逢此危难时局，中华民族凭借自身的勇气、毅力和意志，顽强抵抗外来侵略者，不甘落于人后，不甘受制于人，不断奋起直追，中华文明也在“蒙尘”之际开始了艰难转型。从器物、制度到思想，中华民族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挽救民族危亡的探索与尝试不断落空，足以证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近代中国根本走不通，反而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灾难。五四运动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在中国的带领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华文明也在历史的沉浮中展现出追求发展、回应挑战和“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蓬勃生机，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跨越，渐次跃升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认为：“要理解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功，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的特性，要明白中国不单单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产物，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具有前后相继性。习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继承和昭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同时，顺应了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进步的时代要求，以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超越了农耕文明的支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历史局限，昭示出迭代更新的文明发展逻辑，实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具有同一性。社会形态的更替往往内嵌了文明形态的变革。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大致经历了五种形态的演替，包括建构于公社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原始文明形态；在阶级社会中形成的奴隶制文明形态、封建文明形态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社会主义和社会中形成的文明形态。

  十月革命之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的建立，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开辟了社会主义文明图景。斯大林等领导建立的“苏联模式”，成为继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后人类迈进现代化的“第二条道路”。“苏联模式”适应了当时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凸显了计划体制、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的优势。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赞许“苏联模式”是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但是，面临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幻，“苏联模式”却没有正真获得有效改革，显得日趋保守和僵化，甚至有过拘泥于社会主义具体特征，而没有认清社会主义本质的教条主义倾向，使得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发生脱节。

  中国带领中国人民把社会主义文明植根中国土壤，逐渐打开了社会主义文明新天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应当与中国的具体国情联系起来，我们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新中国成立后，党提出并践行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愿景融入到具体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路径选择。

  尽管中国式现代化与“苏联模式”同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模式，都是在“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但是与“苏联模式”相比，中国带领中国人民推进和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于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沃土，恪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同时以兼收并蓄的开放胸襟合理吸收与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和现代化建设经验，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展现出对“苏联模式”和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成就的继承与超越，揭开了社会主义文明新篇章。

  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而是文明更新的结果，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现实地看，中国式现代化是统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总体性文明，既拓新了社会主义文明叙事，又焕新了古老的中华文明，敞开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文明图景，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在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华文明不断被赋予时代性内容，得以重焕荣光，社会主义文明也得以焕发新生，绽放出时代魅力与风采，创生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因此，表征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的文明范畴，而且蕴蓄有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兼采“古今中西”之长，是扬弃了社会主义文明传统样态而抵达的更高文明境界，毋庸置疑是社会主义文明新样态。

  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的界分，基本划定了两种不同的人类文明走向。从时序维度看，资本主义文明是处于“既成”状态的文明，不再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则仍是“生成”中的文明，是面向未来的文明形态。

  从内涵实质看，资本主义文明囿于其“基本缺陷”，不可能是人类文明的终极蓝本，而只是一种通往未来文明的、具有过渡性质的文明形态，必然为社会主义文明所替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文明面”，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拓新，将人类历史从“传统文明”时代引入到“现代文明”阶段。但他们又指明，资本主义文明绝非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最高阶段。这一文明是依靠征服、掠夺和奴役出场的，包含了矛盾、冲突和分裂的因子，以无限度地追求资本增殖为最高准则，具有“野蛮本性”。在资本主义的“文明时代”，“文明”在“恶性循环”中运动，不断制造出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因此在唯物史观论域中，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直接体现，指向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社会主义文明。

  从变革历程看，社会主义终将且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昭示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想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的漫长发展过程。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个过程往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甚至是多次反复。东欧剧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轰然倒塌，造成了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挫折。面对这一历史性变局，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抛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东欧剧变和冷战结束标志着走向终结，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种文明的较量胜负已见。但是过去30多年的世界历史证明，“历史终结论”所谓人类历史将止步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言说，并不能够解释晚近以来人类文明格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世界变局不会朝着归流于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审慎视之，尽管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仍占据主导地位，但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星星之火，已经在实践中得以确立和发展，喻示着以社会主义文明为基本内核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然在现实中生成，并逐渐生发出可以燎原之势。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模式，都建构于这一文明创造主体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经验之上，植根于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没有定于一尊的固定程式。习指出：“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呈现，不可能是均质化、同质化的，而应是既生发于社会主义文明的实践底本，具有普遍的世界意蕴，又显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符合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规律。中华民族有着独特的生命历程、生存境遇和生活体验。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开创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契合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逻辑与旨归，顺应了人类文明更新发展的时代潮流和趋势走向，还彰显了中国的价值立场，传承并弘扬了中国精神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表达，书写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篇”。

  明晰和锚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空向度，形成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文化使命的融贯性认知和总体性把握，目的在于更加积极有为地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新样态，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品格，在建构过程中必定要遵循“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着重强调的“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与“坚持人民至上”共同构成相互联系、互为支撑的原则体系，为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方向指引。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历史唯物主义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基本视点，指出应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中寻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深刻论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社会主体地位，明确其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直言：“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恩格斯认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虽然他们没有知识，但也没有傲慢和偏见，他们身上还有可造之才，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列宁明确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由此观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坚持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不断创新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习强调：“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这一系列论断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和根本原则，贯穿于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统率着习文化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原则性要求。

  在新征程上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必须依靠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实践互动中开拓创新。第一，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崇高追求。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文明，是浸润着人民性和坚持人民至上的文明样态，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准则，与遵循资本逻辑的资本主义文明大相径庭。这就决定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呼声，直面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以新文明创造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二，秉持“一切依靠人民”的实践导向。“一切依靠人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性认识。人民群众中蕴蓄着改造世界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有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任何事业都会无往而不利。指出，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撼动的。习强调：“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事业，需要聚合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既要鼓励人民群众自觉传承历史文脉以筑牢文明根基，也要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以促进文化繁荣，更要依靠中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再立新功、再创伟业。

  坚定文化自信，首先是要坚定对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自信。中华民族“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孕育出了积厚流光的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蕴着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反映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传承延续的价值理念，蕴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其所昭示的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已然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经过历史的洗礼而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所在。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对中华文明造成巨大冲击，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面临由“何必师事夷人”的“文化自大”向“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的“文化自卑”之剧烈转变，胡适等倡言“全盘西化”，要求照搬西方的一切。但在面对西方现代性问题在中国接之而继起的局面时，讲究道德修养的儒家文化又逐渐为文化保守派所倚重。一时间，中国思想文化界呈现出中西两立、新旧并存的复杂景观。不同于“全盘西化”论者的文化自卑心理，也区别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虚骄文化心态，中国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日用而不觉和以“批判地继承”为主到高度自信自觉的过程。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习强调：“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

  其次，还应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文化葆有坚定的自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萌生发展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是当代中国精神的生动表达，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先进性在文化层面的展现。革命文化是中国带领中国人民在百余年斗争实践中构建的，兼具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和中国风格的一种先进文化，承载着广大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人精神谱系，作为革命文化的精神表征，更是激励和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坚定理想信念、以一往无前的精神状态迈进新征程和建功新时代的精神符号。

  最后，自信才能自强。拥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在世界文化风云激荡中站稳脚跟、行稳致远。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保持足够的文化自信和清醒的文化自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巩固文化主体性，为开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提供精神支持，以一种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自觉促动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同时要以大历史观观照和体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苦难辉煌史，深刻认识孕育于革命烽火、建设浪潮和改革巨变中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明确其玉汝于成的恢宏历史和引领发展的时代价值，坚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把牢新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以革命文化、革命精神的弘扬，激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层动力。

  开放包容是文明创新发展的活力之源。世界的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和作用的结果，人类文明的发展也遵循着多线并行而非单线推进的逻辑。不同文明之间普遍交往的事实，决定了没有一种文明能够成为自我隔绝的“孤岛”。每一文明都需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使之与自身文明充分融合，实现彼此之间的和合共生。许纪霖认为，举凡一种外来文明，如果仅停留在富强、救世的工具主义之“好”的层面，那么这种“好”依然是外在的、异己之“好”，仍有可能被清除出去。唯有这一外来文明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深度融合，它才可能实现从外在客体向内在主体的转变，变为“我们的”一部分，这种外来文明才可以转化为具有归属感的本民族自身文化。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历久弥新，历经岁月的磨砺仍熠熠生辉，就在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有着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天下一家的胸怀，能够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中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和智慧结晶，融入到自身文明血脉中，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历史上的中华文明先后吸收借鉴过南亚文明、中亚和西亚文明以及欧洲文明等不同文明的有益成分，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形成了新的文明要素，熔铸于中华文明之中。如习所言：“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习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对待不同文明包容互鉴的历史传统与基本经验，秉持开放包容的品格，以胸怀天下的气度看中国、观世界、鉴文明，在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中，增强中华文明的生机活力。其一，要以开放之胸怀推进文明融合发展。揆诸历史和现实，长期自我封闭的文明必将走向衰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是以应打破文化隔绝的藩篱，在相互开放中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与深度学习。其二，要以包容之心境接纳人类文明多样性。多元多样的文明格局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不同民族创造的文明都是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其所内蕴的价值理念和文化观念等也是有所差别的，这势必造成同一主体在面对不同文明时差异化的感知体验。是故在对待不同文明时，应当以包容之心境加强交流互鉴，探寻共进之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就文化建设而言，守正，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创新，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第一，坚持以守正的品格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意识形态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很快会土崩瓦解。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推行的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倡导“抛弃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和过去的教条”，实际是用西方政治思想替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造成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全线溃败，加剧了苏联解体进程。鉴往知来，警钟长鸣。“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尽管“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但仍存在不少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应对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思潮暗流涌动的复杂情势，妥善处理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泼污的卑劣行径，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第二，坚持以创新精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不断开拓新思路、构建新话语、形成新机制和发展新形式。知常明变者胜，守正创新者进。文化传承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正所谓“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坚持创新，就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践行求实的精神、运用科学的方法，推动文化领域各项事业创新发展、与时俱进。一是要拓新文化发展思路，在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里和更加纵深的文明视界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涵化。二是要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体系，向世界传递中国特色的文明理念，定位中国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中的角色和作用，推动国际文明秩序变革重塑。三是要更新文化体制机制，更好促进和保障文化持久繁荣，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四是要不断创新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形式和交流形式，更加便捷、高效地实现跨文化交流、跨文明对话，提高中华文明的感召力。

  守正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于“返本开新”的文明创造实践。守正是创新的前提，没有守正，创新将会无所依托，迷失方向。不过，守正也不是因循守旧、亦步亦趋地继承和复制既往经验与做法，目的是促成自我优化和发展。因而，守正必然指向创新、呼唤创新。没有创新的守正，只能陷于故步自封、保守僵化中抱残守缺，甚至导致自我毁灭。只有在守正基础上，为守正注入生机活力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也才是最好的守正。在“两个大局”碰撞交融的复杂形势下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更加需要以守正创新的锐气和担当，坚定意识形态原则，牢牢掌握信息化时代的舆论主导权、主动权，同时以满腔热忱对待世界文化领域出现的新事物，发展文化新业态，以更优质的文化产品生产、文化成果呈现和文化服务供给，提高文化建设水平，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华文明的当代华章。

  “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在探明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空向度和建构原则后，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原则性认识转变为具体的实践。习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七个着力”要求，明确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领导力量、方向准则、精神导引、媒介支撑、载体依托、文脉根基和应予具备的全球视域，谋划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为在新征程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

  “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保证。中国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挥党在文化领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一方面，党要统筹谋划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整体方向和工作部署，抓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切实承担起领导意识形态工作和舆论工作的政治责任，结合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挑战，把握社会思想变化状况和社会思潮涌动情形，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坚持改进工作方法和提高工作效率，引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时俱进，“让党的旗帜在宣传思想战线高高飘扬”，避免发生颠覆性错误。另一方面，各级宣传部门、文化主体单位等，都要自觉接受党的统一领导，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大的方向原则不动摇，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做好党的理论践行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者，努力使党的领导在文化领域得到全面落实，筑牢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坚强堡垒。

  第一，“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决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方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为国家和民族立心立魂的重点工作。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有过重要论述。他认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习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要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把握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恪守“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与各种政治原则问题和错误思想言论进行坚决斗争，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以共同理想信念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引领人民群众朝着同一个理想目标团结奋斗。

  第二，“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精神标识，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进程中发挥着价值引领的作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习指出：“爱国主义始终围绕着实现民族富强、人民幸福而发展，最终汇流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和党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其次，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嵌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浊扬清，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持之以恒地推进“五史”宣传教育，利用好红色资源，抢占价值体系制高点，培养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最后，要延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度和深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要求，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使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政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第一，“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权威、真实、高效的新闻舆论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关键支撑。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是一个完整系统。传播力强弱体现在新闻舆论能否抵达传播受众、能否实现传播的有效覆盖以及能否为传播受众所接受等方面，是“四力”发挥作用的起始点。引导力和影响力则是新闻舆论效用发挥的着力点，是新闻舆论的主要功能。公信力是新闻舆论的基石，托举着其他“三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需要以系统观念整体布局、统筹推进。

  在传播力建构上，要坚持技术赋能，加快媒体融合发展，树立“互联网思维”，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四全媒体”，提高主流媒体的传播能力，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在引导力建构上，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搞“大批判”，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立场鲜明，合情合理地引导社会舆论，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在揭露和批判错误思潮时勇于亮剑，不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在影响力建构上，要坚持“内容为王”，综合调动事实、真理、利益和情感等诸元素，在引发群众共鸣方面多下功夫。“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应在保证客观公正的前提下，寓情于理，提升新闻舆论的美感，努力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反对简单说教和强硬灌输。在公信力建构上，要发挥主流媒体在权威性、信誉度上的一贯优势，确保信息来源、新闻报道等的真实可信度，积累良好口碑。

  第二，“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高度繁荣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繁荣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创新。《“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指出，要大胆推进和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一是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化文化领域的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放管服”改革，建立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一体化管理机制、社会科学学术团体工作协调机制等，提升文化治理效能。同时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规律，深化文化事业单位和国有文化企业等有关主体改革，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有力支持。二是完善文化生产经营体制。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提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以民族精神的塑造、凝聚、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的厚植和培育，主流意识形态的涵养与引领等为目标导向，推动完善公共文化生产、管理、经营和服务体系，提供面向全社会的具有可及性的公共文化服务。并依托不断健全的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引导非公资本有序进入文化市场，鼓励社会各方面参与文化创业，创新文化业态，促进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文化产业的经营力、竞争力和文化产品的传播力，繁荣文化市场，在整体上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筑牢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脉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从深层次上看，经由“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诠释与改造，使之转化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要素成分。因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必须坚持推进“两个结合”，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各自具有的积极因素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在全面了解和传承弘扬中华民族历史及其文明风范的基础上赓续中华文脉，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内涵和新的表现形式，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合乎时代需要的要素成分，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之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进而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拓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世界眼光。树立全球视野是一个文明于全球化时代保持自信自立和与时俱进的必要条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影响力日渐提升，何以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日趋被人们所重视。一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把历史悠久、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民风淳朴、社会稳定、人民团结的东方大国形象展示出来，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展示出来，批驳和反击针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与不实攻击。二是要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国际传播格局，汇集更多资源和力量，充分发挥文化企业作用，鼓励和推进社会组织和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三是要注重发挥文艺作品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独有价值。无论是一部小说、一部电影、一曲音乐，还是一首诗、一幅画，都能以别具一格的文化魅力去感染人、打动人、吸引人，都能够给外国人提供一个认识中国的独特视角，帮助他们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不是说中国要谋求新的“文化霸权”。中华民族历来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习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向全世界发出真诚呼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因此，在新征程上接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方面要秉持开放包容的原则，倡导共生并进、保合太和，更加广泛地参与到世界文明交流中，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合理吸收、为我所用，促进文化创新和文明更新，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另一方面要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发扬文化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立足中华文明之本来，吸收世界文明之外来，努力建设凸显中国价值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未来。

  习精确指出：“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又接续发展的产物，脱胎于社会主义文明范型，蕴蓄现代力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和责任担当。习文化思想以其对文明更新的现实关怀、对中华文明五千年悠久历史的纵深把握、对不同文明包容互鉴的宽广视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方向领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以习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在融通中外和贯通古今中兼收并蓄、审慎去取，在和而不同、交流互鉴中择善而从、取长补短，致力于提升中华文明的感召力、凝聚力，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绘就中华民族的新文明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