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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年，美国西部爆发暴力。怀俄明领地，华人矿工惨遭屠杀；全加利福尼亚州的社区与西北太平洋地区，上千名华人移民被骚扰、袭击，惨遭驱逐。历史学家常说，种族暴力是美国建立的基础，但美国西部的华人却很少受到关注。提及种族暴力，人们长期以来一贯认为多半是种族歧视引起的殖民地暴力、奴役和隔离，这类种族暴力的行为变种不仅根植于印第安原住民和非裔美国人，还根植于整个国家的历史中。然而，暴力却常常被排除在国家叙事之外。《无处落脚：暴力、排斥和在美异族的形成》一书还原了一段被忽视和遗忘的排华暴力史。作者贝丝·廖-威廉姆斯详细阐释了美国的移民政策是如何煽动这一系列的暴力，以及这些暴力如何反过来催生了美国新的排他主义政策，作者指出对华人的驱逐和排斥使得现代美国诞生了“外国人”的概念，文中提及的法律及暴力仍影响着今天在美的外国移民。本文选取书中第二部分第三节，展现了1885年美国西部的华人遭受的暴力对待和在维权过程中的真实困境。

  对于Gong Heng而言，这份工作起初和其他工作没什么不同。他在西雅图见到了劳务承包人陈立崇（Chin Lee Chong），后者在入冬前给他提供了一份长达几个月的岗位。他很快就和其他36名中国工人一起启程，辛劳跋涉15英里，来到华盛顿领地的斯科克谷。

  途径城郊时，他们这支行进的队伍吸引来了大批围观者和一阵阵窃窃私语。这在他们的意料之中。就算从远处望去，他们宽边的稻草帽、编起来的辫子和担在肩膀上的扁担，也将他们和白人工人熟悉的相貌区分开来。在美国，中国人是很惹人注目的。但他们还是平安抵达了沃尔德兄弟啤酒花农场（Wold Brothers hop farm），在那里支起了16顶小帐篷。那是1885年9月5日，星期六。

  三天前，就在怀俄明领地的石泉城（Rock Springs），有28名中国矿工被屠杀。这一事件登上了每份美国报纸的封面，但很少有中国工人会读报纸头条。或许关于远方暴力的传闻让他对即将发生的事有了预感，又或者当25个人于当日中午袭击了他的帐篷，挥着武器大放厥词的时候，他毫无防备，完全震惊了。Gong Heng无需懂太多英文就能理解暴徒的意思。这是一次警告。

  星期日，终日安静无事。再之后的周一，工作开始了。正值收获之际，啤酒花田里的藤蔓高耸在他头顶，要远眺几英尺之外都不太可能。Gong Heng害怕惹事，但他什么事也没看到。事实上，民团那天在别处忙活；正当Gong Heng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暴徒拦住了另一伙为沃尔德兄弟农场工作的中国工人。

  民团和新来的工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结局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中国人转身逃跑了。

  星期一夜里，Gong Heng正在帐篷里睡觉，民团在黑暗中丝毫没有征兆地回来了。“枪声一声接一声响起，听起来（和）中国新年一模一样”，几天后他这样对法医的陪审团说。

  子弹击穿了工人们的帐篷，现场一片混乱。Gong Heng向森林跑去，跑到安全距离之后盘坐下来，眼看着帐篷被烧毁。他回到帐篷，找到了几个小时前还和他一起工作的工人们的尸体。35岁的Fung Wai胸部中枪，32岁的Mong Goat腹部中枪。众多尸体旁边是一个伤势严重的男人Yung Son。“Yung Son左胳膊中了枪，大腿和脚踝也被子弹击穿了”，Gong Heng作证说。次日一早，Yung Son过世了，这群中国人收拾好剩下的东西，踏上了离开斯科克谷的路。

  Gong Heng留了下来，看顾三个死者的尸体，将弹壳带到当地治安官那里当作证据，并在法医的审讯和刑事审判中担任证人。在暴徒面前，他曾手无寸铁，毫无反抗之力，而今却要为寻求赔偿而战了。在他情绪激动的证词中，Gong Heng努力传达出对Yung Son之死的极度痛苦。他对陪审团说：“很遗憾Yung Son死了。他家里有个儿子，年纪还太小，没人给他汇钱。Yung Son平时话不多，却一整晚都疼得大喊大叫。”

  即便是在法庭上，Gong Heng也无能为力。他认识死去的男人，却对开枪的那群人一无所知。他所能说的一切只是，“周一晚上白人来了，杀死了中国佬”。这群“白人”是谁呢？他们为何需要杀害“中国佬”？Gong Heng并不知晓。

  暴力就是这样掺杂着震惊、恐惧和徘徊不去的疑问开始的。大多数受害者和Gong Heng一样，他们往往叫不出袭击者的名字，也讲不出他们的动机。

  针对中国人的种族暴力依靠的是突然袭击的威力。中国人不知道威胁何时变成暴力，暴力以何种形式存在，也不知道暴力何时终止。民团偶尔靠子弹清除他们所在社区的中国人，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仅仅靠威胁就把他们赶走了。

  过去的不平等在今天的历史档案中留下了令人不安的空白。1885和1886年的美国西部，上千名中国人被驱逐出小镇和城市，但第一手的中国人的陈述却所剩无几。尽管民团喜欢将中国人形容成一个没有情感的群体，而中国人多种多样的反应却证明了事实恰恰相反。即便是严重受困于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中国移民依然保有某种权力，让他们得以阐释暴力，并且自主地选择应对暴力。

  他们应对暴力有时采取的是直接抵抗的形式。的确，中国劳务承包人和商人有很充分的经济理由必须留在原地，因此他们常试图在当时和事后对民团的权威发起挑战，有时这种挑战利用的是他们与当地白人领导者的多重关系。

  民团驱逐行动的核心观念，在于白人民团认定华人“不可同化”、自成一群，然而华人对驱逐的反抗恰恰揭示了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融入了白人社群。西北太平洋的中国商人中文和英语都说得很好，又受双重文化的熏染，在危机爆发的危急时刻，他们动用了能够集结到的全部社会资本以阻止驱逐的发生。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通常不足以保护他们免受暴力。

  在国际范围内，中国商人在遏制暴力方面更成功。例如，在西雅图街头，中国人明显无力抵抗拿着武器的暴徒，但他们向中国领事馆发出的求助电报却招来了美军的援助。虽然“无资格获得公民身份的外国人”这一身份通常对他们不利，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也是他们潜在的权力来源。由于中国国民享有“最惠国”的条约权利，他们在美国有着其他少数族裔都没有的地位。通过利用他们手中的跨国关系，中国的商人兼承包商将地方的暴力推向了国际舞台。他们借此强化了在美外国人的地位，改变了中美关系的进程。

  地理学家将这类策略描述为“规模跳跃（scale jumping）”。当中国人利用国际上可用的资源来克服地方上遇到的制约因素时，他们就会进行“规模跳跃”。中国人可能在自家后院打不过外国人，无论是从比喻义还是从字面来看，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找回了他们的权力。

  就在一些中国精英为留下来而战斗时，许多中国工人都选择了离开。和他们更有特权的同胞一样，下层阶级的成员也有作出个人选择的能力，尽管这种选择范围相当小。

  面对一连串他们无力掌控的事件，许多中国工人决定撤退，重新在另外的地方集结，这最大限度地为他们重获和平、找到新工作、收获繁荣的未来带去了希望。毕竟身为移民劳工，他们已习惯了季节性的工作，并且他们在当地社区缺乏经济来源。他们跨越太平洋，在内处游走，他们擅长采取流动的策略，为的是继续生存下去。

  中国人刚到斯科克谷就被撵走了。但1885年秋，伴随暴力继续蔓延，还是波及了那些与新来移民者相距甚远的华人社区。中国劳工已经在附近的科尔克里克矿区（Coal Creek mines）工作了若干年，直到斯科克谷屠杀发生几天之后，15名携带手枪的蒙面白人在半夜闯入了他们的帐篷。

  一名叫Ching Poy Hing的中国工人事后讲述了这让人震惊不已的场景：人们突然“踹开房门，强行闯了进来，逮住了他和其他几个中国人，把他们赶到了屋外”。一个人侥幸逃走了，手里攥着自己的衣服跑了出去。但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在逃走之前纷纷遭受了一顿暴打。正如同斯科克谷的可怕重演，当这群中国人跌跌撞撞地逃进阴暗的树林，回身远望，只见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吞没在熊熊大火之中。

  如果说，中国人在过去三年中和白人矿工日复一日的并肩工作建立了某种熟悉感的话，那么黑暗、蒙面和暴力突然将这些洗刷得干干净净。

  在附近的塔科马，中国人的存在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这对于一个主要由新来人口组成的港口市镇已经是相当长的历史了。甚至早在1870年代初这座市镇还没被命名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在这里从事铁路和伐木的工作了。截至1885年，在华盛顿领地，中国人仅占非本地人口总数的2.6%，而在塔科马和附近的皮尔斯县（Pierce County，男性占12.5%），中国人已经占到总人口的9%了。尽管一些中国工人群居在海湾沿岸的木棚屋里，中国商人慢慢的开始在镇中心买地了。早期塔科马的编年史曾抱怨称，“有中国人做邻居”是在镇上居住的风险之一。的确，对于白人社区而言，塔科马的中国精英并不是什么陌生人。

  回望过去，我们很容易将席卷塔科马的暴力当成是社区内巨大种族鸿沟的证据。但事后由领地总督沃森·斯夸尔（Watson Squire）搜集的中国人的证词却揭露了一个更复杂的故事。在详述驱逐的过程中，塔科马的中国商人兼承包商讲述了他们是如何跨越种族界限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又是如何试图将这些联系作为抗争手段的。

  在塔科马，对马上就要来临的暴力发出的警告使得华人的撤退和抵抗成为可能。一位中国的商人兼承包商Kwok Sue作证说，1885年10月，20个白人聚集在他的店铺门口。民团声明说，“劳工骑士团和所有的人都希望中国佬走”，并命令中国人在11月1日之前从小镇撤走。据Kwok Sue估计，就是这样一个截止日期赶走了逾200名中国工人。

  “他们害怕的原因，”Sue解释道，“是因为通知我们搬走的团体说，如果中国人不走，他们就会割断他们的喉咙，杀掉他们，然后毁掉他们的财产。”当白人雇主开始迫于公众压力不加选择地向中国工人随意开枪时，几百名中国人打好包，离开了镇子。然而，仅仅靠威胁并没有清走塔科马所有的中国人。在领地内持有大额金融股份的最富有的中国商人，以及不太容易迁走的最贫困的中国劳工都决定留下来。

  Kwok Sue和许多商人一样，并没有立刻一走了之。当要求离开的通知下达到他这里时，他已经在美国住了20年，在塔科马住了12年，商人和劳务承包人做了6年。他辛辛苦苦在他入了籍的国家建立了生活，积攒下足以谋生的生计，所以还在犹豫要不要抛弃他亲手经营起来的这一切。

  相反，Kwok Sue选择利用自己与塔科马白人精英的关系。为了寻求建议和保护，他拜访了一位银行家、一名商人，以及北太平洋铁路的地产商。他回忆说，他们都和他说，“这件事不过是空谈罢了，政府会保护你的。顾好你自己，继续办你的生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另一位塔科马的中国商人兼承包商N.W.Gow更广泛地征询了建议。1885年11月，Gow仅在这座城市待了一年时间，但就在这短短的一年中，他利用他出色的英语和成功商人的社会地位，成功融入了当地的社区。除了签订商业合同之外，他还加入了第一浸信会教堂（First Baptist Church），成为主日学校一名普通的职员，并且赢得了当地牧师的尊重。当收到要搬走的通知时，Gow拜访了一名当地的法官，询问民团是否有其合法地位。他得到了对方的保证：没有一条美国法律能驱逐中国人离开。

  即便如此，Gow还是联系了当地社区之外的地区和国际的权力机构。他首先向中国政府求助，提醒旧金山领事馆塔科马煽动的活动激增。他并不是第一位选择“规模跳跃”，呼吁远在别处的外交官解决当地问题的中国人。代表领事馆的美国律师弗里德里克·A.比（Frederick A.Bee）收到了多份报告，称“看上去穷凶极恶”的人已经在威胁使用暴力了，“事实上，中国人要被赶出（华盛顿）领地了”。在将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后，比写信给总督斯夸尔，要求地方政府出面阻止这场骚乱。斯夸尔承诺会竭尽全力阻止暴力发生，比于是给Gow发了封电报，让他坚守原地，按兵不动。

  一封电报平复不了Gow的恐惧。他赶赴领地的首府奥林匹亚（Olympia）拜见了总督。斯夸尔当即建议Gow和其他恳求解决此案的中国人，“假如能做到的话，不如悄悄撤离，等到现阶段的风波过去”。如果中国人坚持继续留在领地，斯夸尔许诺会保护他们。得到了中国和美国政府官员的宽慰，Gow决意留在塔科马，挨到11月1日。

  最后的期限到了。起初似乎对身在塔科马的Gow、Sue和其他华人没什么影响。但随后，11月3日，早上9点30分，一阵短促的哨声响彻整座城市。中国居民眼见几百个白人手持手枪和棍棒，从铸造厂开始了。塔科马没有居住区隔离，因此民团不得不在小镇来回穿梭围捕中国人。他们的起点是C街最南端的一间洗衣房，之后来到镇中心的住宅区、“中国城”，最后行进到“老城区”。有的中国人为这群强盗开了门，有的则徒劳地锁紧家门。不管怎样，民团都会擅自闯进去，命令受了惊吓的中国人最好在下午1点之前打包离开，否则后果自负。

  可以想见，当费力运作、努力捍卫留在塔科马的权利的Gow看见“一大群白人暴徒涌到街上，把他的店铺前后围得水泄不通”时，他在想些什么。Gow的牧师巴纳巴斯·麦克拉弗蒂（Barnabas McLafferty）赶到店里，眼前的一幕让他忧虑不已：白人抓起货架上的东西丢到门外，而Gow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束手无策。甚至当着手拿武器的暴徒的面，Gow还在试图谈判：除了被赶走有没有别的办法。

  中午刚过，他到对面的商店寻求帮助，店主是一个名叫H.O.鲍尔（H.O.Ball）的白人。鲍尔和Gow一起找到了塔科马的市长雅各布·韦斯巴赫（Jacob Weisbach），请求他出面阻止民团。Gow后来作证说：“（市长）告诉我，这群人伤害不了我。我会是安全的，但中国人必须走。”Gow的执着游说对保护塔科马更大的华人社区于事无补，却为自己提供了喘息之机。市长手写了一张字条，敦促民团给这位声名显赫的富商多点时间打包他的货物。

  Gow和Kwok Sue寻求的是地方的保护，而其他中国商人则选择向联邦政府求援。李善仪（Sin Yee Lee）从塔科马发电报给总督斯夸尔：“暴徒正将中国人赶出镇子。你为啥不保护我们？”在附近的皮阿拉普（Puyallup），Goon Gau呼应了这条信息：“人们将中国人从塔科马赶走了。为什么警察不管？请回答。”他们得到的只有一条简短而谨慎的答复：“来电收到，”斯夸尔回复说，“我已将情况电告华盛顿政府。”

  中国工人由于没Gow和Kwok Sue所享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本，所以必须立即离开。另一位中国商人Lum May获得了短暂留守的许可，但他的妻子却于11月3日和其他中国劳工一起被赶走了。站在自己店铺所在的街对面，May无助地看着暴徒逼近他的家。

  “我家门是锁着的，”Lum May回忆说，“他们强行破门进去，砸烂了门，敲碎了窗。有些人手里拿着手枪，有些人举着棍子。他们行事粗鲁暴躁，看上去不太好惹，他们把中国人连踢带拽赶出了自己的家。我老婆不走，几个白人上去就把她拖了出去。”Lum May的妻子是上百名被驱逐出镇的中国人之一，正如先前承诺的那样，时间是：11月3日下午1点。

  中国商人们只能观望。“狂风席卷，雨下得很大，”Kwok Sue回忆道，“一些中国人丢了他们的箱子和篮子。好多人都在哭……中国人就像一群畜生一样被撵走。”没能为自己赢得暂缓搬离的商人Tak Nam也将中国人比作一群毫无防备的动物。一些民团的人拿着棍棒和竿子，Tak Nam作证说，“他们用这么多东西就像赶好多头猪一样驱赶我们”。

  他们就是被“一群恶龙”追赶的“受惊的绵羊”，塔科马和波特兰的商人向中国领事馆这样报告，“生怕丢了性命”。因为不知终点在何方，许多人都在担心自己正跋涉在死亡之路上。最终，在被迫向莱克维尤（Lake View）徒步8英里的路上，两名工人因病死去。

  Gow不清楚自己的员工和亲属会遭遇什么，他不肯坐以待毙，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们被生生撵走。当晚，他租了一辆马车开往莱克维尤。他想在塔科马买点面包带给被赶走的那群人，但白人店主不肯卖给他。他晚上9点就到了，拿着从自己的家当中搜罗出来的吃的。他看见那里有50~60个带武器的白人看守几百名中国人。民团为大部分中国工人找到了栖身之所——火车站、附近的房子和没有地板的空地。还有几个中国人待在雨中。他们允许中国人生火，但很多人已然浑身湿透、瑟瑟发冷、毫无斗志。

  有了市长的批条，Gow没有受到太多刁难，他放下食物和必需品，返回了塔科马。当夜，被撵走的中国人一半登上了去波特兰的第一班火车——这辆运货火车于凌晨3点抵达车站，而其他人则在次日早上7点30分乘客运火车离开。77名中国人能付得起150英里的车票钱到波特兰，但那些付不起车票的人在火车行驶8英里后被赶了下去，要么被迫沿铁道徒步去到最近的镇，要么留在荒野里等待救援。“这种痛苦很难用语言形容，”波特兰商人向中国领事馆报告。“从几英里之外都能听到他们的哭喊声。”

  事实证明，商人获得的缓期仅仅是暂时的。驱逐发生的当晚，9点钟，30个人来到Kwok Sue的住处。“四五个人从兜里掏出了手枪，”Kwok Sue作证说，“他们说，你是养的。你必须滚出这栋房子。”他求情说，治安官已经给了48小时的宽限时间，但那伙人根本不听。因为担心丢了性命，Kwok Sue从塔科马逃走，躲在距离小镇约1英里的一户印第安人家里。

  在持续不断的威胁中，Gow在塔科马又多活了几天。从莱克维尤回来之后，他又回到店里，民团要他交出钥匙，之后把他锁了进去。他一边打包自己的货物，一边被软禁了6天，当不具名的纵火犯点燃了中国城，Gow终于成功逃离塔科马。尽管余出了点打包的时间，Gow还是损失了超过1300美元，而Kwok Sue则损失了超过15000美元。

  截至11月7日，斯科克谷屠杀发生两个月后，塔科马的中国人一个不剩。然而，商人们的许多反抗行动还是留下了痕迹。他们与当地白人社区的频繁联络给他们赢得了一些时间，正是因为他们在地区和国际层面的联系，事件取得的影响得以扩大到最大。在他们向总督提出的绝望请愿中，在他们向中国领事馆汇报中国人遭遇的一切时，他们将塔科马的驱逐从一次地方性的冲突转化成了国际事件。因为中国急需一个解释，美国政府派给了总督斯夸尔一项任务，请他调查赔偿事宜。

  斯夸尔从6名中国商人兼承包商那里搜集到了书面证词，他们曾将塔科马称作“家”。无意之中，他史无前例地创造出了一部有关中国人讲述种族暴力的叙事合集。

  如果说在华盛顿领地有谁能逃过一劫的话，这个人就是西雅图的陈宜禧。暴力爆发时，陈宜禧既有钱有权又有关系，这一点让塔科马的其他华人相形见绌。他平日时常处理上层白人女性和商人寄来表达敬意的信，并且自认为是那些颇有名望的律师、法官和总督的熟人。但他并非向来都如此。

  陈宜禧来自中国西南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在加利福尼亚找到了一份家政工作，挣点微薄的工资，之后又北上，在华盛顿领地甘波港（Port Gamble）的一家伐木厂做厨师。他在半路上遇到了白人新教传教士，教会了他基督教经文、英语和一些美国习俗。攒够一些钱后，陈宜禧没有返回家乡，而是派人从中国接来了妻子。

  1873年，他和妻子举家搬到西雅图，在Wa Chong公司买到了一个初级合伙人的职位。此公司就是后来海关副署长阿瑟·布雷克和偷运移民一事联系起来的公司。他的商业伙伴陈程学专注于商贸，而陈宜禧则从劳务承包中看到了商机。对于想雇佣华工的商人而言，陈宜禧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

  陈宜禧是西雅图第一批中国商人之一，在他的帮助下，以他为核心的华人社群日渐壮大。截至1880年，据人口普查员统计，西雅图共有200名中国人，其中29名住在陈的寄宿公寓。至1885年秋，西雅图有400~800名中国人（依据季节会有不同），横跨华盛顿大街（Washington Street）和第三大街（3rd Avenue）周围的7个街区。

  西雅图的中国城并不是一个单靠种族和周围区隔开来的空间。在中国城之外，华人佣工和他们的白人雇主住在一起；但在中国城内，一些华工住在种族混居的寄宿公寓里，很多中国商人的店就开在白人店铺的旁边，并且大部分华人居民就住在白人邻居隔壁。换句话说，中国城是一个囊括欧洲移民、印第安原住民、非裔美国人和低薪一族的多语种社区。西雅图的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住在中国城，但那里可不只有他们。这是暴力发生之前的事了。陈宜禧穿越西雅图暴力冲突的道路曲曲折折，这本质上反映了他权力的不平衡。和塔科马的华人精英一样，陈试图利用他在地方上的关系保护自身和自己所在的社区免受驱逐之扰。这种当地的影响力并没多少力度，但“规模跳跃”却不一样了。通过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陈动用了一些手段来抵抗当地对中国人的敌意。

  对于陈而言，塔科马的暴力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是一次警告。在他听说驱逐一事后，他当即提醒了位于旧金山的中国领事馆。“塔科马的中国居民昨天遭到了强制驱逐，”陈发电报称，“现在西雅图有200~300个中国人。危险一触即发。地方当局有心无力，没办法保护我们。我们请您保护我们的安全。”

  陈以一名非常富有、地位显赫的商人身份，将这封绝望的请求电报发给了中国领事馆，引起了总领事欧阳明（Owyang Ming）的注意。欧阳明逐字逐句地引用了陈的电报内容，将这件事汇报给了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公使：华盛顿领地的“暴行还在继续”，“这里每个小时都会收到寻求保护的强烈诉求”。中国公使先是写信给国家部门，再次转达了陈的电报，随后恳请美国政府保护中国公民免受暴力的侵扰。

  陈的消息很快就摆上了美国国务卿托马斯·拜亚德的桌面。就在陈怀抱一线希望等待回复时，他被捕了。陈宜禧在全国和国际范围内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权力，但在当地，他还是被迫屈服于从天而降的专断逮捕。

  11月4日，塔科马驱逐爆发后的第二天，地区检察官以“持续妨碍公共秩序”为罪名对他提出起诉。起诉指控陈自1885年1月1日以来，在他的店铺旁边留了块1英亩的土地，“宰杀了大批的猪等动物，储存了大量腐烂的蔬菜和污物”。这些“攻击性物质”“散发出有害的毒性气体，臭气熏天”，对“整个社区”造成了“伤害和危险”。根据投诉，陈的行为与“华盛顿领地的和平和尊严”相悖。考虑到近期发生的暴力事件，这类标准化的法律语言极具讽刺意味。

  11月5日，就在西雅图的威胁将要演变成为公开暴力的时候，治安官手拿逮捕令拘捕了陈。没有证据说明这起诉讼最终的结果是和解还是审判。事实上，陈在监狱里待了不到一天。我们很难绕开这样的结论：选择这一段时间点逮捕陈，目的是为了影响当天下午即将召开的关键性会议的结果。

  被释放后仅4个小时，陈与其他4位声名显赫的中国商人便和领导者坐了下来，商讨自愿流放的计划。暴力的威胁迫在眉睫，陈和其他几位中国商人都同意，只要资金允许，要以最快速度将全部中国工人送走。而像他们这样的中国商人，则需要额外的时间打包和整理店铺。陈指出，市里还欠Wa Chong公司大约30000美元，而公司在西雅图的资产价值13.5万美元，所以他不太可能当晚就撤离。显然，商人兼承包商遵守了诺言，开始陆续将中国工人送出城。两天之内，约有150名中国人搭火车或乘船离开了西雅图。

  塔科马的中国城正在着火的消息传开来，随后西雅图的“自愿”撤离于11月6日突然停止。纵火让寻求联邦保护变得更急迫了。11月8日一早，350名联邦士兵进驻西雅图，以防驱逐进一步发生。对于中国人而言，军队出现的这十天意味着驱逐暂时停止了，可骚扰并没有停歇。

  一名士兵打倒了一个沿着前街（Front Street）走的中国男人，夺走了他的洗衣篮，然后把它丢到海滩的悬崖边上。另一个士兵抓住一个中国男人，剪掉他头上的辫子，把它系在了有轨电车上。除了肢体上骚扰中国人之外，一些士兵决定在华人社区狠赚一笔。一队士兵在华人居住区挨家挨户敲门，收取每人150美元的“特殊税款”。尽管士兵们的忠诚度令人怀疑，但中国领事馆依然相信暴力终会结束。11月9日，总领事给陈宜禧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中国人留在华盛顿领地。”工人们显然听从了这句话。从西雅图大批撤离的人流减缓了。

  随着华人面临的危机逐渐被公之于众，陈宜禧抽出时间，专攻司法正义和赔偿问题。为获得赔偿，他找到了中国领事馆和美国联邦政府。他找来40多名从科尔克里克附近被赶走的中国工人，让他们聘用自己为“代理律师”。陈准备了一份宣誓书，向每名工人发誓，一定帮他们讨回他们的个人损失——从14~191美元不等——而他自己的企业损失共计超过1000美元。随后，他将这些文件提交给中国领事馆，中国领事馆又传达给美国国务卿。

  为了寻求司法正义，陈向地方法院系统求助。他在大陪审团面前为诉14名民团成员一案作证。根据起诉书，这些人参与了“威胁、恐吓、袭击、骚扰”国王县（King County）全体中国人的犯罪阴谋。但辩护方声称，这些人只是在行使他们的权利。虽然陈最终获得了联邦的补偿，他却输掉了在当地的正义之争。1886年1月，陪审团认定：14名被告无罪。

  2月6日，煽动者庆祝他们在法律上赢得的胜利。翌日，西雅图的华人社区被一群在唐人街的白人暴徒惊醒——和三个月前塔科马发生的一幕惊人的相似。民团带着武器，挨家挨户敲门，告诉中国人他们必在下午1点之前离开西雅图。无人幸免。

  当暴徒来到陈宜禧的寄宿公寓，陈吸取了之前血的教训，深知自己在地方的权力有限。暴徒强行冲进他家，飞速上了楼，找到了他怀着身孕、被家里人叫作黄女士（Madam Wong）的妻子。他是否目睹了接下来的场景？也许没有，但不论如何，那场景一定会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一个暴徒冲出来，拽住他妻子的头发，硬把她拖下楼梯，推搡到了大马路上。

  几分钟工夫，民团毁掉了陈宜禧所珍视的一切：他的生意、他的家、他的第一任妻子，还有尚未出生的孩子。而他所能做的，只是日后讲起这一个故事。他写信给中国领事馆，领事馆之后又将这暴力的场面讲给了国务卿拜亚德听。“惊吓和身体上的伤害让她病得很重，”公使张荫桓（Chang Yen Hoon）解释道，“三天之后，她早产下一个婴儿。”黄女士几经疼痛折磨，终于恢复了元气，孩子却夭折了。

  但不管怎么说，陈都成功地抵抗了西雅图针对华人的驱逐。当别人都逃走时，他没有，之后联邦军队很快就回来了。陈为尽可能延长联邦的保护，再一次动用了他与国家部门之间那惊人的沟通渠道。5月6日，他电告中国领事馆：“美国军队从西雅图发来命令：见总统，并留驻西雅图两个月。”假如军队撤走，陈解释说：“劳工骑士团说他们会在30天之内赶我们走。”陈的请求被转达给了国务卿拜亚德，拜亚德很快答应了他的要求。就这样，军队一直留在西雅图，直至7月底。

  暴力的浪潮减弱后，陈宜禧再一次转向补偿之战。当中国领事馆针对西雅图驱逐事件展开调查时，陈第一个提出了索赔要求。他暂且撇开了自己和妻子遭受的个人损失，而将关注点放在了经济损失上。在律师的帮助下，他估算出公司的损失共计67000美元，“这笔损失是由于他的房屋不再对外租赁、没有收回中国人的欠款，还有就是几家煤矿和其他几地的劳工经纪业务都停了”。

  除此之外，他投资了15幢楼，共计85000美元，如今都没人住；8个农场共计4500美元，如今地也荒了。陈的申诉不仅说明了他个人损失的严重程度，也证明了西雅图华人社区的土崩瓦解。他找不到人租他的房子，雇不到人，更没人肯来种他的地。陈或许成功了民团的驱逐，他手下的工人却早已离开了。

  陈宜禧确信自己能代表底层中国人说话。毕竟，劳务承包人的工作职责就是代表工人的利益。在和平年代，劳务承包人雇佣工人，为他们提供食宿，把他们派到领地中有钱的白人那里，按人头挣得费用。中国工人因为不会说英语，也不了解当地社区，需要劳务承包人帮忙找工作、谈薪酬。反过来承包人也需要现成可用的工人替自己谋求利润。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是劳务承包人还是雇佣工，都不把这层不平等关系看作永久性的阶层区隔。商人兼承包商会从领工资的劳工队伍中找到未来的股东和商业合作伙伴。工人们也心知肚明，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理想能否实现，取决于他们同上级的社会关系如何。其结果就是在社会阶层之间相互依存、彼此利用和非同寻常的忠诚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种劳动制度。暴力考验着这些亲属和资本关系。当陈宜禧为争取到留在西雅图的权利而不懈战斗时，没多少中国工人乐意跟随他的领导。

  其中努力想要留下来的一个人是Kee Low。1924年，社会学家采访Kee Low的时候，他已经“积攒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并且“关系过硬……让任何一位西雅图的美国人和欧洲人都欣羡不已”。但在驱逐时期，他自称是非技术工人，只赚得一份“相当可怜的工资”。

  1886年冬，Kee Low开始在西雅图生活。他在这里安了家，找了工作，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但还没有社区里的中国商人该有的资本。他没有房产，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能说上话的关系，也不是债主。换句话说，他既没有牢靠的关系，也没什么权力资源。

  Kee Low当时住在中国城边上，据他回忆，“他们让我一天之内滚出去”。时隔近四十年后，他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是星期日。“周日早上，”他对采访的人说，“他们一起过来，合伙把中国人撵跑了。”

  民团把他押送到码头附近，他加入到Wong Chin和近400名被驱逐的华人队伍中。他们在武装警卫的带领下，等候登上太平洋女王号（Queen of the Pacific），于当天下午前往旧金山。但在船即将驶离之前，这拨队伍被一纸人身保护令叫停了。一个叫Wan Lee的商人成功避开了驱逐，在律师的帮助下，他以他的合作伙伴Gee Lee的名义和官罗杰·格林（Roger Greene）共同起草了一份起诉状。众所周知，对于华人社区抱有同情之心的法官格林，要求民团次日一早将所有在押的中国人送到他的法庭。

  “我们在码头待了一整晚，”Kee Low回忆说，“早上他们带给我们一点黑咖啡和面包。我们都饿坏了。”他们来到格林的法庭，法官告知这群中国人，他们有留在西雅图的合法权利。格林郑重其事地对这群中国人说：“你们不需要害怕。所有领地和美国的权力随时准备为你们辩护……留下来的人会平安无事的。”除了这些宽慰的话之外，格林同样明确说：“社区里的普遍情绪是反对你们待在这里的。”法庭上有中国商人担任翻译，工人们了解了这句警示的意思。

  尽管Wan Lee已经尽力去保护他们不被驱逐，超过半数的中国工人还是决定立即离开西雅图。或许他们并不相信商人能在激进的暴力降临时保护他们。或许他们本身就对劳务承包人怀恨在心，认为后者是劳动市场剥削自己的共谋。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不过是觉得别处还有更好的机会。

  在他们跨越大洋、穿过美国西部寻找机遇的过往时日，流动的策略让他们颇为受益，或许这个策略能再一次拯救他们。许多工人为了寻找工作机会都会季节性地迁移，这使得和比他们社会阶层更高的人相比，他们在当地社区的经济和社会投资都少了很多。如果能免费去旧金山，聚在一起抱团取暖，找到下一份工作，他们何苦还留在西雅图甘受暴力的风险呢？这群中国人被护送回码头，196名男人和女人，正好是这艘船的最大载客人数。他们登上了太平洋女王号。

  就Kee Low自己而言，他“并不打算走”。之后，暴力升级了。太平洋女王号要装下所有想离开西雅图的中国人是远远不足大的。

  Kee Low回忆，“有些人不得不回到城里等下一趟船来”。但当他们在当地军队的护送下，回到他们破烂烂空荡荡的家时，撞见了一伙怒气冲冲的暴徒在朝他们大喊大叫。在肆意的辱骂和极度亢奋之中，中国人只能眼看着前来挑衅的民团和护送自己的军队大打出手。“枪响了，中国人受了刺激，”Kee Low回忆，“他们丢下鞋子、篮子和手里所有的东西跑掉了。

  尽管已经拒绝了去往旧金山的单程票，Kee Low如今需要好好想一想了。他聚了几个朋友，跑到森林里，和他们说：“我们得自己保护自身了。我们得离开这里。”风险太大了。经过几个小时仓促而慌乱的讨论，他们决定当晚偷偷溜回西雅图，希望能偷偷坐上开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的船。他们成功到了码头，没被发现，但港口黑洞洞的，一艘船也没有。

  天色慢慢变亮，Kee Low试图藏在一堆准备装运的啤酒花中间，但港口的看守很快发现了他。幸运的是，看守挺同情他的遭遇，找来了一个民兵。两个白人男子走近啤酒花堆，对Kee Low大喊：“那小子，出来吧……我们得喂你吃点东西了。”但要找到诚心帮助中国人的人并不是特别容易。第一家饭馆不卖给他吃的，最终民兵买到了点三明治。陌生人的善意给了Kee Low一顿饭和避开驱逐所需的时间。“第二天，士兵来了，”Kee Low回想起来，“我们都没事了。

  军队一来，Kee Low就放弃了他的逃跑计划。档案赋予了像他这样的人以特权，使得他能够留下来，数月或数年之后就会有机会讲述他们的故事。事实上，Kee Low留下来的这种最终决定并不常见。下一趟前往旧金山的船上约有110名华人移民，其后的一艘又运走了90名。随着慢慢的变多的人离开，留下来的理由微乎其微。商店和楼房都清空了，劳工合同成了废纸一张，社会关系网络支离破碎。大批中国工人继续源源不断地从西雅图涌出来，在加利福尼亚、俄勒冈、不列颠哥伦比亚和中国找寻安身之所，等候机遇降临。

  选择离开的中国人没能留下他们为何作此决定的只言片语，但也许他们的逻辑再简单不过。数十年后，旧金山的一位中国工人Chin Cheung回忆起那段暴乱和骚动的时日，“年轻人朝我们丢石头、罐子、砖头；总是在不停找茬”。“但我总是选择逃跑，”Chin Cheung回忆，“我没惹过那样的麻烦，因为我从来不会留下来和他们打斗。”他解释说，逃跑只是因为他迅速计算了一下双方权势的优劣：“白人很多，中国人也很多的时候，就容易爆发冲突；没多少中国人，仗就打不起来。”

  1885和1886年中间的18个月中，美国西部的中国人经受着史无前例的暴力。中国人对于这段经历的回忆清楚地表明，每个生存故事都是高度个人化的，每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经历和感受都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暴力也有着集体性的、不断积聚而产生的后果。Kee Low就觉得自身曾目睹了暴力，但其实他并没有。他当时住在西雅图，却将斯科克谷的屠杀当成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回忆，“他们让几个中国人在斯科克谷摘啤酒花”，然后“晚上民团跑到中国人的帐篷那里，杀了三个人”。尽管他对采访他的人说，“我当时就在那里。我看到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当时安全地待在西雅图，却仍感受到了屠杀产生的涟漪效应，仿佛是亲历了一次创伤。Kee Low认为，这些驱逐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一次以“将中国人赶出这一个国家”为目的的集体战役。他人虽不在斯科克谷，但他明白，子弹在向他飞来。

  对于中国人而言，暴力的爆发似乎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袭击。一名叫Ah Hung的华人移民在1886年2月对加利福尼亚的《马里斯维尔电讯》（Marysville Appeal）说：“中国人……已经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认为眼下的运动有别于之前的那些，看起来这将会是旷日持久的一次。”暴力波及的范围让Ah Hung相信，“太平洋沿岸的人不仅从骨子里迫切地需要限制我们来这一个国家，还要把原来就住在这里的人一并撵出去”。Ah Hung将移民限制和暴力驱逐理解为单次袭击的两种手段。整体看来，无论是法律还是暴力，都拒绝为在美华人留哪怕一席之地。

  中国公使郑藻如（Cheng Tsao Ju）也从西雅图的驱逐浪潮中悟到了这一点。在给美国国务卿拜亚德的信中，郑藻如写道：“多地皆以暴力驱赶中国人，住处焚毁，财物尽夺，某情形之下杀人殒命，当局未采取任何严苛手段予以制止，亦未承担保护之责。”暴力似乎远非一系列孤立的事件了。郑藻如听传闻说“诸多市镇”也正在组成“公然宣称以驱逐中国人为目的”的团体。他担心这将会演变成一次群众运动，“不只自当地驱赶中国人，亦保证由美国驱逐”。如果联邦政府再不介入，郑藻如相信，中国人会从这一个国家彻底消失。

  暴力所到之处，也将华人社区一分为二——劳工群体和精英群体。多数中国商人要求保有留下来的权利，而大部分工人却决定：离开才是正确之选。最初，郑公使响应商人阶层的号召，向美国请愿，希望对方能保护中国人不被驱逐。但很快他就发现了工人上述行为背后的逻辑。郑藻如写信给总理衙门称，要中国移民留在这片暴力之地是有勇无谋的。他慢慢相信，唯一能阻止暴力、保护中美贸易的方法，就是从最一开始就不让中国工人来美国。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用中国开出的条件自行阻止华人出境。

  本文选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无处落脚》，略有删减，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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