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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2019年，温哥华一对华人富豪夫妇的离婚案，让本地人犹如看了一场发生在现实中的“中国霸道总裁剧”：一对夫妇在中国开公司，在加拿大住豪宅、开私人飞机，房子一栋栋数都数不清；总裁宠妻时，买钻戒出手就是百万加元；不过，爱得深也恨得深，后来吵架时，锤子和斧头总会劈开门。

  只是，这出闹剧在法官看来，就是家暴。最后，霸道总裁被判逐出家门，和自己两个女儿面都不能见，话也不能说一句。

  当时，一大群西媒报道这案件，华文媒体也一窝蜂地跟进。现在和西人聊天，还会有西人偶尔冒出一句：“中国成功男人都有好几个女人，线岁的小杨还是一家钢铁厂的工程师。这一年，他遇上了自己的线岁、刚刚考上大学法语系的曹姑娘。小杨希望去见家长，把两人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但曹姑娘的父母炸毛了：“我家女儿才19岁，你这大龄未婚男是要来骗小姑娘哦？”

  因为难抗父母之命，曹姑娘只能忍痛分手。两年后，小杨和另外一个女子结了婚。

  小杨的大女儿梅梅于1989年出生时，曹姑娘也从大学毕业了，进了一家法国企业当翻译，因为能力出众，几年后，成了市政府的法语翻译。

  1993年梅梅4岁的时候，小杨与真爱意外重逢，旧情复燃。两人很快开始同居，小杨火速和妻子离婚，把女儿留给了对方。第二年，杨、曹二人领了结婚证，曹家二老一看，之前好不容易拆开的一对儿如今又在一起了，之前未婚未育的小伙子现在变成了离婚再娶，还拖上了孩子。可既然姻缘棒打不散，岳父岳母也就无话可说了。

  结婚一年后，小杨夫妇决定移民加拿大——他们当时应该大概率选择了技术移民，据说那个年代魁北克省移民的面试简单得要命，曹姑娘是法语专业毕业，按照当年魁省的技术移民标准来看，那简直是恨不得免面试把CSQ（

  小杨夫妇1997年顺利登陆蒙特利尔。也是在同一年，小杨的前妻也移民去了美国。大概是对前夫怨念太深，她自己上了飞机，把8岁的女儿梅梅留在了中国。小杨毕竟要为女儿负责，便和小曹商量好，随后把梅梅也接到了蒙特利尔。到了加拿大的第二年，梅梅有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小杨夫妻俩的第一个女儿真真出生了。

  蒙特利尔是加拿大的第二大城市，但气候实在一言难尽。当地人吐槽说，“这里一年就下两次雪，一次3个月，另一次也是3个月”，从雪地里“挖”车，是蒙城市民日常的体育锻炼。小杨夫妻大概是和气候搏斗得厌倦了，决定举家搬到卑诗省——一个温暖如春、挨着太平洋东岸的地方，他们的小女儿橙橙就在这里出生了。

  ），人到中年的小杨回到广州，创办了自己的钢铁公司，公司发展迅速，就像个聚宝盆，财源不断。杨家陡然富贵，小杨变成了杨总。在加拿大的华人发财必买房，杨总一家人也从本那比（

  ）的公寓搬到了温哥华市中心的上流社区——和温哥华的西人聊天，如果你说谁谁在那个社区买了个house，对方铁定会纠正你：在那里，买的不是house，是mansion——像宫殿一样的豪宅。用两个词来形容这个社区，就是“富有”和“艺术”——加拿大商业杂志年年都会做加拿大各社区居民收入调查，这个社区的居民收入基本跌不出前3位；这里汇聚了世界各地的顶尖建筑艺术，可以用温哥华建筑博物馆来形容。除了在温哥华市中心，杨总在中国国内、在世界滑雪胜地惠斯勒（

  为了生意，杨总在卑诗省和广东之间飞来飞去，在家的时候并不多。但他尽力想当个好爸爸，对女儿们出手大方，女儿们年纪尚小时，父女们关系融洽。2

  可等女儿们相继到了青春期后，杨总的家庭关系开始面临严重冲击：也许是加拿大学业压力不大，孩子们的青春期叛逆表现得更突出。更要命的是，在教育方法的理念上，加拿大的老师和华人家长可不是一伙的，老师们通常都会充满同情心地站在孩子这边，还会推荐心理咨询师来解决孩子青春期的迷茫。所以家长对孩子不能打也不能骂（

  商场强人讲究决断、说一不二，可杨总拿这一套对付青春期的女儿们时，就等于点了导火索。大女儿梅梅先成了家里“刺头”。2004年，还不满15岁的梅梅和继母爆发了冲突，两人在厨房里唇枪舌剑，越说越怒，梅梅哭叫嘶吼着抓起一把餐刀，威胁说要自杀。后来梅梅在法庭上控诉，说自己在这个家里度过了极其糟糕的童年时代，继母苛待她——不管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

  杨太太当时一听到继女的说法，几乎跳起来反驳道：“哪儿有这样的事！”按照杨太太的说法，梅梅从小性格执拗，大人说一句顶一句，没有一件事情肯顺着大人的心意，家里有这么个小造反派，两个妹妹都越来越不听话。

  杨总自然没法调停这样的家庭纠纷，他只好决定把梅梅送到国外的寄宿学校去。在他看来，在那里没有了继母和复杂的家庭关系，只有严厉的管束，女儿总能好好地长大吧？

  大女儿送走了，但并没有镇住剩下的两个女儿，尤其是被宠坏了的小女儿橙橙，比两个姐姐更加叛逆，对杨总格外缺少尊重，对外人更没有礼貌。

  杨总自己说，“和二女儿真真的关系还可以”。但这显然是他的错觉——真真后来在法庭上说：“在独裁的爸爸面前，我为维护这个家庭的安宁，多年来委曲求全。我厌倦了爸爸在我面前说妈妈和妹妹的坏话，而且我知道，爸爸他有好几个女人。”

  不知真真是否向母亲揭发过父亲的婚外情，反正，在“”两个青春期女儿的过程中，杨总和妻子的关系也慢慢变得差。夫妻俩一个重要分歧是，杨太太坚持自己和自己的亲弟弟应该参与到广州公司的经营中去，但杨总对此要求不置可否。杨太太疑窦丛生：你在外面已经有了花头，还不让小舅子进公司任职，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在杨总50岁的生日宴上，夫妻俩又起了口角。杨太太当场发飙，抄起个杯子就向丈夫砸了过去。杯子砸中了杨总嘴角，皮开肉绽。那次杨总并没有报警，杨太太冷静下来也道歉说：“我也不是有意要摔你杯子，我也没瞄准你扔。”

  ），杨太太便觉得两口子之间已经恩断义绝，宣布说：“我也要找我的感情去了！”

  杨太太说到做到，很快就有了一个做音乐老师的男朋友。杨总虽然家外彩旗飘飘，但他并不想把自己搞得妻离子散。他大张旗鼓地要追回太太，就像电视剧“虐妻一时爽，追妻火葬场”的剧本，他出手就是大笔大笔的礼物。这些礼物中，包括一枚闪瞎眼睛的大钻戒——这枚钻戒，后来法庭评价估计价格为94万加元，据说杨总买时花的价钱，还不止这个数目——比泰坦尼克号里海洋之心也不差啥了。此外，杨总也同意了让小舅子进入了公司的高管层。昂贵的礼物和对公司人事安排的妥协，短暂地缓和了矛盾，杨太太说，还是能试试再过过。

  生意好的年景，杨总用企业的部分利润在中国国内做了家庭投资基金——这是富人常见的理财和税务考量。可在2013年，杨太太发现，丈夫把家庭信托中的价值2000万美元的资产变卖了。她原地爆炸，立刻飞回中国打官司，状告丈夫擅自处理信托。这起官司最后怎么判的，加拿官不得而知，而这，却是两口子一连串跨国诉讼的开始。

  夫妻俩既然已经上了法庭，回到加拿大后杨太太便发了狠话，说杨总不能再住在主卧，只能住家里的地下室。

  在这样的上流社区，地下室都是佣人住的。堂堂男主人被撵到地下室，邻居看到怎么办？好在自己家房子很多，杨总便收拾了自己的行李，去了市中心一处豪华公寓——后来，根据法庭估价，这幢公寓价值700万加元，“豪”到能开会所了。

  但千不该万不该，杨总在离开家时，将自己没关机的笔记本电脑落在了自己家豪宅的主卧。怒气未消的杨太太在丈夫离开的当晚，就听到笔记本弹出条信息，打开一看，竟然是在中国的狐狸精在给丈夫发信息！于是她心生一计，直接用丈夫的口吻和对方“打情骂俏”了一番，套出不少的线点，杨总才知道太太冒充自己和情人聊了半宿。他暴跳如雷，不顾已是夜深人静，开车回家，要拿回藏着更多秘密的笔记本电脑。看见丈夫吃人一般吼着喊开门，杨太太也不傻，当然不开。

  见妻子不开门，杨总便从车里操起一把锤子，把车库门砸烂后，直接闯进了家门。

  如果要是拍电视剧，这大概就是霸道总裁的高光时刻了，可在真实的生活中，这样的做法，只会招来警察和手铐——杨太太报了警，警察风驰电掣而来，立马逮捕了杨总。

  杨总争辩，“房子本来是我买的，这是家庭纠纷”，可加拿大的警察听都不听。在警察看来，如果你威胁要打人，那就涉嫌assault（

  ）里还有Personal Injury Act（人身伤害法），就看你符合哪一条了。至于加害者和受害人是丈夫妻子的关系，那也根本不影响你涉嫌犯罪，也不影响你赔钱——夫妻就不受法律管么？杨总最后在局子里过了夜。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母女三人的安全，警察还打着手电在豪宅里上下巡逻——万一还有暴徒潜伏在家里哪个角落里呢？小女儿橙橙半夜被惊醒，正好看到一个警察拿着手电照在自己脸上——这是她郁郁寡欢的少女时期的阴影之一。第二天，杨总垂头丧气地被释放了。他在警察面前签下了承诺书（这是释放的条件），其中一条，是承诺要接受“愤怒管控心理咨询”。

  这个心理咨询，是警察对于暴躁家庭开出的一剂良药，也是在加拿大“和平离婚”的一个重要步骤。加国某些省份实行“合作离婚法”，提倡夫妻两人都要在律师和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测试对愤怒情绪的管理能力，学会正确地“表达愤怒”、提高解决矛盾的能力后，彼此才可以对各种离婚要求一一协调，对包括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诸多事项达成最终协议后，再申请法庭确认“无争议”离婚。

  这个“合作离婚法”的信条是：有孩子的夫妻，即使分离了也需要合作，仅仅是换了种合作方式；能够协调好矛盾离婚的夫妻，才会把怨恨放下，继续在育儿上通力合作——比如，他们以后会出现在孩子的婚礼上，并肩站在红毯一头，目送孩子走向自己的婚姻。4

  在公司的一次会议上，杨总因为一个决策跟妻子又起了龃龉，越说越怒，直接向杨太太脸上挥了一拳。杨太太的表弟刚被表姐安排进公司做贴身侍从，这个魁梧的汉子忠心耿耿，立刻扑上来保护表姐。

  杨总一看势头不对，转身就跑。他一路奔逃进员工食堂，还是被妻子的表弟追上并掀翻在地。随后赶来的杨太太冲上去，左右开弓扇了丈夫几记耳光。食堂里的员工个个目瞪口呆，拉也不敢拉，劝也没法劝，只恨不得自己变成透明。

  ）达成了共识：他们都以为，既然两人婚姻就要破裂，干脆就别让杨总继续做企业的总裁了。他们6人自认为这几年对公司劳苦功高，而杨总却一直不肯兑现对他们的股权承诺，反而是杨太太愿意兑现给高管的配股，所以坚决拥护杨太太上位。6个人发出了给全体股东的信，要求杨总给每个高管发50到80万人民币的现金，并且让高管们平分30%的公司股份。

  高管集体逼宫，杨总也只好选择妥协。他放弃了对公司日常管理，任凭妻子在公司掌握全局。几天后，一份股权协议送到他面前。协议约定，他仍然是公司的总裁，负责公司的战略决策，杨太太出任公司的总经理，负责日常管理；此外，还要给公司的主要高管每人500万人民币的遣散费，并且分配给他们总共25%的股权。杨总默默签下字——他后来在法庭上说，他签字的时候内心也很挣扎，但他太希望可以和太太言归于好了。

  然而离婚这件事，开弓没有回头箭。2014年，回到加拿大的杨总夫妻俩进入了“合作离婚”程序中，试图调解。在卑诗省，要“合作离婚”，小两口先要签个合同，承诺：“不隐瞒财产”、“不使用暴力”，要“有诚意地处理问题”。双方律师也要签个合同，承诺：如果双方当事人不能和平解决，那么律师们不会代理他们任何一方的未来的诉讼——换句话说，负责调解的律师，不能从谈判的破裂中得到任何好处，只能努力促进“和平离婚”。同时，小两口会每人请位心理咨询师，一旦谈不拢，有一方要发飙，那么双方的心理咨询师和律师，就会赶紧给递台阶下。

  一位合作离婚法的女律师曾告诉我：“每一段破裂的婚姻，都有若干委屈，这些委屈在谈判时会爆炸，这是团队合作要排的雷。”

  比如，在调解中，有的女方喋喋不休，越说越气，说到自己这些年在家照顾孩子，像丧偶一样辛苦，而男的成天在外面浪，啥都不知道。假如男方被妻子攻击得忍不住要跳起来时，他的心理咨询师就一手按住他，给女方递台阶说：“男方知道你在家带孩子非常辛苦。他在外面工作的时候，都是想着，他再辛苦点，多赚点钱，你就不会这么辛苦了。”然后男方的律师也会赶紧默契接话：“所以男方其实也准备好在经济上给你们母子支持的，来，我们共同来看看下面的条款……我们来看看，怎么让他更好地陪伴孩子长大。”

  然后，女方的律师会赶紧递纸巾，再把条款接过来，解释给自家当事人。这样，本来可能要谈崩的一对儿，就会留在了谈判桌上。

  但，协商的难点，卡在了杨总和两个女儿的关系上，即便有两位心理咨询师在，也是束手无策。

  按照杨太太的说法，她一直在鼓励父女言归于好。为此，她和杨总还带着橙橙一起去了瑞士日内瓦，参加了一个夏令营。那次杨总灵机一动，又自作主张又叫了长女梅梅也来参加。

  有一天，杨总给橙橙打电话，怎么都打不通，他认定，这肯定是女儿屏蔽了自己的电话。但当他质问女儿时，橙橙叫屈说，她只是把手机开了飞行模式，没有屏蔽任何人。杨总伸手要把手机拿过来检查，橙橙坚决不给。在父女俩说话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里，橙橙都戴着耳机，在杨总看来，一副漫不经心、爱理不理的样子。

  对杨总这代50后来说，孩子要敢这样对父母说话，父母可会立马甩一巴掌过来。他怒火攻心，一伸手拉下了橙橙的耳塞，正要训斥，橙橙却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狂奔进了酒店的卫生间，把门“吧嗒”一下锁死，任凭狂怒的杨总在外面拍门。橙橙在卫生间里给留在温哥华的真真打电话，真真听到妹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立刻觉得爸爸十恶不赦，赶紧给杨总打电话，在电话里尖锐地说：“你不要对着橙橙吼了！”

  杨总冷静下来后离开了酒店房间，让梅梅帮着自己给两个妹妹解释，自己不过就是想摘下耳机，让橙橙能够听到自己说话，是她们的反应过激了。可在杨太太看来，就是丈夫的狂暴行为，让两个女儿对他离心离德。

  回到温哥华，杨总想要回家看真真，给自己最疼的女儿解释下在日内瓦到底发生了什么，可真真却不愿意让他回家，只同意和他出去吃个午饭。于是杨总委曲求全，开车接他出门。

  真真拉开车门，却又变卦了。她告诉杨总，卫生间砸门的事给她留下了阴影，她希望爸爸至少一个月不要来看她、不要来找她。

  真真说自己当时感到很欣慰，以为爸爸从此要变成个好沟通的人了。结果，第二天她接到杨总的电话，只听见爸爸用低沉的嗓音说：“我现在站在阳台上，想到你都不想见我，我不如从阳台上跳下去了拉倒，如果你不见我，我还是跳下去的好。”

  真真吓得边哭边打电话叫救护车。一辆救护车赶紧拉着蓝灯向市中心冲去，医生破门而入，七手八脚把杨总扭送医院。闹剧之后，“冷静”下来的杨总还是不感觉自己打这种电话有多蠢，倒觉得真真叫救护车实在是蠢。

  2014年圣诞节，杨总一家被另一个中国朋友家邀出去吃饭。在餐桌上，杨总又摆起了父道尊严，看到桀骜的橙橙，他不合时宜地开始了训诫。话还没说两句，真真和杨太太从座位上起身就走人，没有在外人面前给他留一点面子。

  从2014年到2015年，在黑压压一桌子人的陪同下不知道开了多少次会，杨总和妻子在财产分割上勉强达成了协议——杨总重新掌控广州的公司，杨太太从总公司董事会退出，去掌控在张家港的分公司（

  律师们左劝右劝，用尽了协调的技巧，好不容易才让两口子同意在广州的住房可以“共享”——只要对方不住，自己就可以去住。而恰恰是这处“不同时段共享物业”，最终让调解彻底破裂。

  一天，杨总开车去广州的豪宅，心血来潮想查查自己的艺术品收藏还在不在。他随身带着把斧头——他后来在法庭上解释说，他怕杨太太那个彪悍表弟在屋子里，所以要带着防身。等到他把钥匙锁孔，才发现锁都被妻子换掉了。杨总一怒之下，操起斧头就劈门板，进门一看，那些艺术品已经被搬得个七七八八。他顿时热血上头，又操起斧头，一路从饭厅砸到厨房，从主卧砸到女儿的房间，昂贵家私被劈得七零八落。杨太太后来看到现场，只是拿出手机拍照发给女儿们：“喏，看看你爹地干的！”

  这一年，二女儿真真从高中毕业了，被一所美国名校录取。高中毕业典礼在加拿大相当于“成人礼”，但真真压根没有请爸爸参加，然后自己悄然去了美国。

  得知真真去了美国，杨总给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来波士顿看你，我明天早上就离开，真的希望你改变主意。爸爸只想看看你。”这封卑微的邮件，得到一个冷冷的回复：“爸爸，我在学习，我还没有准备好见你。”

  杨总只好又写了一封邮件：“那你把银行账号给我吧，我给你把钱打过来。我会在你求学期间一直支持你。爱你的爸爸。”

  杨总这时候想起了心理咨询师——他雇了个新的咨询师，希望他可以帮助自己和孩子们谈话，修复关系。咨询师花了一年的时间，面谈了这一家五口人。他在杨总的家里观察橙橙的表现，发现这个小女儿就像是炸药包，只顾埋头看手机发短信，一开口，就甩出戳爸爸心窝子的话。

  橙橙还会主动向爸爸发起攻击：“你骗了妈妈5年，你砸了我们的家，你的公司怎么还没死？”

  听到这些话的杨总，想必万箭穿心。咨询师看到，他像炸弹一样爆炸了。他脸色赤红，手指着橙橙用中文大吼，拿手边的东西砸向橙橙。橙橙害怕了，躲到咨询师的身边，小声将爸爸说的中文翻译给咨询师：“他说要掐死我。”咨询师只能带着橙橙狼狈逃离了杨总的家。

  后来，咨询师向法庭交上了专业证言：“显然，孩子的母亲告诉了女儿们太多两口子之间的矛盾，孩子们都站在了母亲的一边，父母双方都该去接受治疗。”

  2016年，杨总和杨太太这对怨偶，终于答应参加家庭关系辅导班。第三波心理咨询师在这个家庭关系的废墟上开始了新一轮战斗。

  一开始似乎有点成效，小女儿橙橙露了面，和杨总在外面的餐厅吃了一次午饭，还去了杨总的公寓。可当杨总在公寓里问她“能合个影吗？”橙橙还是拒绝了。杨总虽然表面上大方地接受了小女儿的拒绝，但他内心对家庭关系辅导班已经失望了。没多久，他就退出了这个计划，任凭心理咨询师怎么约他面谈，他都不再出现了，该交的下一步费用，也欠缴了，本来要和橙橙第三次吃午饭，也爽约了。

  杨总对女儿心灰意冷，对妻子则是怒火中烧。这次的怒火，招来了一张法庭令，彻底把他逐出了两个女儿的世界。

  2017年春节，杨总决定去滑雪。他开车去了自家在惠斯勒的物业。作为加拿大的世界级滑雪胜地，普通西人逢年过节拖家带口去滑次雪，想到住酒店都要下个狠心

  ），杨太太已经把门锁换了。杨总又是大怒。这次他没有动手劈门——豪华公寓有安保。他发给妻子一个语音留言，语气是满满的威胁：“你信不信我再把门砸个稀烂？！”

  他发怒的样子，也被豪宅的摄像头拍得一清二楚。杨太太在广州砸门事件后，早已经有了预案。收到语音留言，她立刻带上“证据”，动手申请法庭令（

  在本地的律师看来，凡是有离婚案，若是强势一方在家里撂狠话甚至动手，最简单的办法是给弱势一方（

  ）申请一张保护令，把对方扫地出门。加拿庭打官司虽然慢，但在家庭法中，保护弱势一方的法庭令，则是简便快捷——如果当事人头天找律师准备好材料，最快第二天10点钟法庭开庭，10点半就能把法庭令拿到手。在这个申请程序中，弱势一方的说法就是证据，法律不给对方答辩的机会，法官就采信一面之词，当场签发。这张法庭令可以命令威胁人的一方搬出自家房子（

  ），可以命令TA从此不准和任何共同生活的亲属以任何方式接触。在法官看来，所有的威胁，都要宁可信其有，就算是法庭令发错了，冤枉了人，大不了以后取消就是了，否则一旦威胁人的一方真的有了过激行为，后果是无可挽回的。杨总在惠斯勒凶神恶煞的表情被摄像头拍得清清楚楚，留下的口信、要砸门的意图也表达得明明白白。证据如此充分，自然被送达了一张法庭令。这张令条有多严厉，现在查不到资料，但半年后，换发的新一张不算严厉的法庭令里仍然规定：杨总不准和两个女儿见面，不准有任何联系，只允许写信，用社会化媒体软件发书面信息，手机发短信——连语音都不能发一个。

  法庭令一旦颁发，就会登记在警方的数据库中，也会抄送给孩子的学校和配偶的工作场所。当事人一旦违背，警察分分钟来了。橙橙过生日时，在学校远远地看到了爸爸，她立刻报告给学校，学校的保安便出来驱逐杨总，杨总只能默默离开——他只是控制不好情绪容易发怒，并不想吃加拿大的牢饭。

  后来，橙橙收到一条杨总发来的短信：“有人要用你做锋利的匕首，我的心窝。”在美国的真真，也收到过杨总的电子邮件：“我可以来波士顿见你吗？”真真没有回复。

  要求见女儿是违反禁令的表现，杨总当然也不敢挑战美国警察对加拿庭令的执行力，女儿不同意，他也没再次出现在波士顿。但他的这些行为，都成了离婚官司里的呈堂证供。2017年年底，这对夫妻的离婚就已经生效，杨太太又是曹女士了，只等着法庭对财产和抚养问题的决定了——加拿大是先离婚，财产和抚养慢慢判。

  2019年，加拿大卑诗省高等法院对这桩复杂的离婚案的财产和子女抚养问题最终下判决。这时候，线岁的大姑娘了，橙橙也快19岁了。真真和橙橙在法庭上和爸爸见面时，就像前世的仇人，在走廊里，在法庭上，但凡法警眼睛看不到时，她们和杨总就要互相甩眼刀，甩几句刻薄话。

  卑诗省法官对华人富人的离婚案中隐瞒财产的做法经验比较丰富。只是这一对曾经的夫妻有点不一样——房子和公司都摆在那里，财务情况没啥好隐瞒，股权协议也签过了，股东结构也变更过了，财产问题已解决得差不多——在中国，他俩都已经发起好几场诉讼，光打官司就各自花了几百万人民币。

  曹女士提出，因为前夫在中国发起了不少恶意诉讼，导致公司股值下降，这个行为是恶劣的，应该在财产分配上受到惩罚，至少把多花的100万加元的诉讼费从杨总的财产里扣除。虽然法官能理解这场全球范围离婚大战的波澜壮阔，但认为杨总在中国发起的诉讼算是公司创始人对自己利益的保护，不应影响夫妻财产分配。

  法官判决：加拿大的房子，杨总分到那套在温哥华市中心价值700万加元的豪华公寓，曹女士分到那套在上流社区里价值828万加元的豪宅和惠斯勒的价值225万加元的公寓；此外，在中国的房子，杨总分到9处，总值7200万人民币，女方分到14处，总值6100万人民币；至于公司，男女双方一人分2个；2架私人飞机，价值73万美元，女方分到飞机一半的价值；那枚价值百万加元的钻戒，虽然和海洋之星一样闪亮，但也并没有魔力能弥合婚姻，法庭把它作价50万加元，分给了曹女士。

  曹女士压根没提出“配偶赡养费”的要求——这本是本地西人离婚案的主旋律——她有足够的能力经营好公司，让自己的生活水平不可能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女儿们会一直跟着母亲生活，法庭评估杨总的年收入大约是65万加元，所以他还要付相应的抚养费给曹女士。

  在法庭上，律师往往会再三叮嘱当事人“不要乱说话”，因为当事人脱口而出的话语，总是难以预料后果。不过，律师到底还是没有管住热血上头的杨总，他在法庭上说：“在中国，男人成功了，理所当然要有几个情妇（

  西人媒体的记者一拥而上——这句话招来的曝光量，比花钱打给公司广告还来得快。

  杨总申请法庭取消法庭令，曹女士则主张：“请法官取消父亲的监护权，他对孩子的影响只有坏的，没有好的。”在卑诗省，家庭法是要保障“孩子的最大利益”（

  ），在法官看来，孩子的最大利益，当然是继续拥有父母双方的爱，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庭会判父母共享监护权，分时段陪伴孩子，共同决定娃所有的事项。

  但关于杨总想要的监护权，法官写道：“通常，法庭是不愿意做出取消监护权的决定的。杨先生在孩子们小的时候，是个好的父亲。但是，他没办法面对与孩子青春期的冲突。他从未对孩子有过肢体的虐待，不过，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给孩子带来了真实的伤害。我认为，从橙橙的最佳利益来出发，保持与父亲的一点点联系是明智的，但是命令他们保持联系，反而可能切断了父女之间最后的亲情。我命令，取消杨先生的监护人资格。”

  “我对杨先生不是不同情。与女儿关系断绝，他痛彻心扉。孩子们说他一直在骚扰，其实那是不被接受的爱。我判令，无限期延长这禁令：杨先生不能接触两个女儿。但，我允许一个例外，如果橙橙自己主动书面要求要见父亲，那么在第三人（除了母亲以外）的陪同下，杨先生能见到女儿。而且在判决之后1年内，我允许杨先生申请复议这禁令——如果他能证明给我看，他学会了尊重女儿的界限。”

  法官又严肃地下了一道包括曹女士也一定要遵守的法庭令：“我认为，成人的婚姻破裂是不该用孩子作为武器的，负责任的父母不该在孩子面前用轻蔑的口气谈及另一方。所以我禁止父母双方在子女面前谈及对方。”

  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距离杨总夫妇离婚官司的判决，已逝去了一年半，我并没有查到杨总申请复议那条法庭令。

  或许，在某个豪宅的角落，他可能会掉泪。他拥有很多房子，却无法拥有一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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