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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郭台辉徐凯东 政党调适与国家治理——基于发展党员两组数据的走势分析

  郭台辉，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重点、青年等课题，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上百篇，出版多部著作。主要是做社会科学方法论、政治身份、历史社会学的研究。

  摘要：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中国全面领导国家的建设、改革与发展，始终肩负国家治理的政治使命，并以自我调适来推进实现国家治理的阶段性目标。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如何为了国家治理而自我调适？国家治理的阶段性要求是政党调适的具体方向，而发展党员是政党调适可操作的一种组织策略。以此为解释框架，文章对全国与地方（D县）两组发展党员的数据来进行走势分析，比较建立党组织与发展党员的重点领域、规模及速度在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的变化趋势。研究之后发现，中国依照国家治理的阶段性目标而主动进行自我调适，其中，发展党员的重点领域是按照政权系统—群团组织—社会经济领域的逻辑次序展开，相应的阶段性任务是巩固政权，在社会经济领域中提高党组织覆盖率，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注重提升党员发展质量。这表明，中国具备丰富的自我调适经验与智慧，始终掌握国家治理的领导权。

  执政党怎么样应对执政考验，是世界政治发展史上的难题。中国除了具有现代政党的一般功能之外，与其他几个国家执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始终以国家善治为政治使命。中国通过革命手段建立人民政权，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70余年里从始至终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之所以可以胜任领导国家治理的政治使命，在于顺应国家治理的阶段性的目标，进而及时进行组织的自我调适。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怎么样做组织行为的自我调适？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需要与国家治理的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一并思考，因为政党调适的目的或方向决定了调适手段的合理性，即国家治理的阶段性目标要求党组织进行策略性的自我调适，通过创新情境性的、具体性的组织策略来助推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

  本文从文献概要中梳理出政党调适的两条路径即政党吸纳与组织嵌入，而发展党员是对二者的具体落实与显著体现，进而可当作党组织自我调适的具体策略。党组织依照国家治理的阶段性要求，适时调整发展党员的对象、标准、速度与规模等方面，通过提升党组织覆盖率与党员质量来提高社会和国家的治理效能。因此，本文以政党调适为主题，把调适手段（发展党员的策略性变化）与调适目的（国家治理的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分为三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在文献概要基础上，提出“发展党员作为政党调适的组织策略”的分析框架，第二、三部分分别运用全国性的宏观层次与地方性的微观层次两组数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党员的几个指标进行走势分析。研究表明，中国把发展党员作为政党调适的组织策略，始终掌握中国国家治理的主导权，完成阶段性的国家治理任务。

  亨廷顿率先把生物学的“调适性”（adaptability）概念引入组织行为研究，并指出，政党组织的调适性是为了适应外部环境挑战的能力与自我存活的能力，这是测量组织制度化的四个条件之一。学术界关于中国自我调适的讨论大多分布在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自我革命论。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中国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就是勇于自我革命。由于内外环境的转换，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有必要进行党政关系调整，但核心的调整是中国自身的革新与调适。其二是策略论。中国面临民主选举、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结构裂变等挑战，成功采取转型、吸纳和渗透的不同策略，进而具备超越政党组织的广泛影响力与塑造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能力。

  上述两类讨论均从快速变化的国内外宏观环境出发，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作为经验材料，讨论政党调适的成败得失，可以从不相同的领域深刻解释中国应对国家治理阶段性任务的强大适应与调节能力。然而，这些研究更多是关注中国自我调适的原因与目的，只有少量的研究从发展党员的角度来关注如何调适的问题，比如在经济转型时期多次调整并采用“供给性”和“适应性”的党员录用策略，充分的发挥精英选拔、社会整合等功能。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可以把发展党员视为政党调适的策略，通过调整发展党员的数量、对象、速度等方面来激发基层党组织的活力，进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效能。

  然而，把发展党员纳入政党调适议题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并不多。一般说来，发展党员的研究重点是党员身份授予的起因、过程与效果，强调个体理性选择的利益考量。大概能分为经济效益与社交网络两个角度。其中，李爽等人从经济效益角度指出，党员身份的获得能明显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党员工资正向溢价，企业主动利用政治身份产生避税效应，等等。从社交网络而言，边燕杰等人认为，党员身份是通向行政精英地位的通道，有机会接触享有政治资源的领导干部，由党员身份带来的社交网络能发挥作用，主要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信息不完善。党员身份作为一种“弱关系”，是连接不同层级群体之间的信息桥梁，为阶层地位低的人提供连接高地位人的通道。对于社会个体来说，与党和政府建立“联系”最直接的有效途径是加入党组织，获得正式的组织成员身份。

  那么，为何可以把发展党员研究纳入政党调适议题并视之为一种策略呢？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同心圆式的结构”，在横向上融合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在纵向上兼顾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中国为了化解国家治理的阶段性、局部性与领域性难题，各级党组织有意识地把不同背景的社会民众吸纳入党，调整党员的规模数量，以发展党员的组织策略来实现自我调适。在党组织内部，这关系到党员身份建构、优秀干部塑造、组织的生命力延续与力量发展；在外部，关系到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面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自我调适能力及对社会转型与变迁的驾驭能力。据此，发展党员作为中国自我调适策略主要从两个相向而行的路径展开。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党从始至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 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其一是自下而上的政党吸纳。由于“每一个没有被妥当纳入政治体系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为提高治理国家的有效性，把社会各界精英群体大规模吸纳到党内，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吸纳大量经济精英，跳出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对第三世界的崩溃预设。因此，潜在的社会力量尚未成势之前，转化为党组织扶持和合作的伙伴，在这一意义上，政党吸纳能够尽可能的防止新生社会阶层成为对立面。政党吸纳的实质是将社会精英吸纳到政党体制中，来保证执政党对社会的有效领导，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

  其二是自上而下的组织嵌入。与政党吸纳不同，组织嵌入是党组织主动向社会嵌入与覆盖。中国要发挥国家治理的主导作用，其活动不能局限在组织范围内，而是“向包括社会领域在内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甚至是文化领域延伸其组织网络”。在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计划体制下，党组织嵌入到所有单位体制。改革开放后，单位制、公社制、户籍制等出现不同程度的松动乃至解体，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削弱了党组织的权威和治理效能，出现“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出现重大变化，新兴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对党组织嵌入并占领新的社会空间带来极大挑战。因此，中国需要“将原子化、碎片化的个体组织起来，无孔不入地渗入到各个地方，将其党员广泛地嵌入到社会之中”，重新嵌入社会，以宣传和解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引导社会成员认同并拥护党在国家与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在新时代，中国启用“自我革命”与“再组织化”的调适手段，高效整合与利用社会政治资源。重新在质与量两方面来重视发展党员的最基本任务，强化并巩固党组织的执政基础，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其中，党员数量决定党的组织规模与社会基础，而党员质量决定党的生命力及其国家治理的能力。

  已有研究从政党吸纳和组织嵌入两个路径展开讨论，强调了政党调适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但忽视了时空条件变化的影响，未能透视国家治理阶段性要求的变化如何反过来激励政党对发展党员策略的充分运用。事实上，中国通过发展党员策略来实现政党吸纳和组织嵌入的自我调适，存在历史时期的差异性，在各地的表现方式也有很大不同，更因国家治理的具体实际的要求发挥着不同作用。为了展示政党调适的能动性与国家治理的导向性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将历史进程的因素引入分析视野。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国家治理的阶段性要求不断转换，党组织的角色相应经历不同的塑造，在此过程中政党不断进行调适并解决国家治理危机。比如，面对创建国家治理体系的目标，各级党组织围绕政权稳固而采取比较有效措施；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嵌入危机，采取组织覆盖手段以积极嵌入新的社会空间；面对社会转型的多重治理危机，采取功能覆盖以吸纳新生力量并提高党员质量。

  在政党吸纳和组织嵌入两条路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重视发展党员作为政党调适策略的阶段性差异以适应国家治理的阶段性要求？据此，以下两部分分别采信全国性的《中国党内统计资料汇编》与地方性的《D县组织史资料》两组数据，辅之以历次修改的《中国章程》与部分田野访谈资料，结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70余年的阶段性特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发展党员的重点对象、规模、速度等相关指标进行走势分析。这可以更完整地把握国家治理目标与政党调适手段之间的逻辑一致性，通过引入发展党员作为具体调适策略，更为直观地把握中国据于国家治理的阶段性要求而作出自我调适的智慧、经验与方法（如图1所示）。

  中国作为治国主体，其组织效率、党员数量与质量对国家治理效能有及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政党调适的明确目标在于具体落实国家治理的阶段性要求，化解特定难题，需要充分的发挥党员的能动性与组织力量。国家治理有阶段性与专项性目标，而党对发展党员的标准与任务也有相应的策略性调适。发展党员作为政党调适的一种策略，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里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性的变化。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需要大规模发展党员。在1956年党的八大修订的党章中规定，“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都能申请加入中国，因为这一时期党员和党组织的数量较少，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与西部地区，难以真正充分的发挥党组织创建并主导国家政权的能动性。1949年全国党员人数为448.8万，党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为0.83%，各级党组织只有19.47万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党员的逻辑由战争时期的“支部建在连上”，在政权巩固时期转换为把支部建在工厂、车间、行政村上。随后，贫农、雇农、在岗职工和革命者被优先吸纳入党，发展党员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党员数量并建立各级和各领域的基层党组织，使社会大众转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1969年党的九大和1973年党的十大分别修改《中国章程》，进一步凸显对阶级出身的考察，指出“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能申请入党。到1982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为402.42万人，党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9%，党组织数量增加到244.02万个。中国获得并巩固执政地位，第一步就是建立各级党组织，将分散的小农社会组织起来，打破“皇权不下县”的统治模式，完成国家治理体系的创建和巩固。

  改革开放以来，党组织领导的国家治理面临市场经济带来的新挑战，自我调适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新兴的民营经济领域与蒸蒸日上的社会空间里如何培养与吸纳新的党员对象，成立新型党支部，提升党组织覆盖率，推动社会经济领域的政治整合。1982年党的十二大修订的《中国章程》进一步提出：“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可以入党。《中国章程》此次修改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对知识技术的需求，摆正知识分子的地位，国家再次重视知识分子的及其重要的作用。随后，经济精英入党尤其受到重视。2002年党的十六大修改《中国章程》，为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带来的挑战，将之前的“其他革命分子”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扩大了党组织的吸纳范围。同时，党的十六大报告精确指出：“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加大在社会团体和社会中介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到2002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为669.41万人，党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21%，党组织数量增加为346.45万个。2007年党的报告进一步明确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社会覆盖：“要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全方面推进农村、企业、城市社区和机关、学校、新社会组织等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

  步入新时代以来，面对社会转型的多重治理挑战，政党调适也随之转换策略，发展党员的数量、规模与速度逐渐稳定下来，转而提升党员质量与行动效能，强化党组织的社会功能。这既可以从《中国章程》内容的历次修改看出来，也可以从全国党员和党组织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有关数据得到验证（如图2所示）。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到2012年底，党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26%，而到2021年底，党员占总人口的比重控制为6.84%。这表明，党组织不是追求党员数量的扩大，而是更重视提升党员能力与发挥党组织的社会治理功能。但党组织的覆盖率仍保持相对高速的增长。这是因为，中国强调基层党组织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有效覆盖，以此作为应对国家治理挑战的着力点，不仅仅强调组织覆盖，更要求加强基层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即功能覆盖。党组织遍布基层与企业一线，不断延伸并覆盖社会全领域，努力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纵横交织、覆盖广泛的组织体系。

  从过去的70多年来看，发展党员的重点对象与党组织建设的重点领域同国家治理的总体方向保持一致。其中，就发展党员在不同时期的重点对象来看，中国主要是按照“政权系统—群团组织—社会经济领域”次序的展开逻辑，形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同心圆结构。首先，从党政机关发展党员的情况看，1973年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拥有党员身份者达到514.77万人，占党员总数的17.09%，1982年发展到629.61万人，占比15.64%。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党已经完全嵌入政权系统中，通过组织嵌入的形式能够合法高效地实现党的意志。如果进一步分析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党员数量，不难发现这与国家机构改革高度关联。20世纪90年代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行精简机构转变政府职能的政治体制改革，导致政权系统的党员占比急剧下降。1992年，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拥有党员身份者下降为462.75万人，占党员总数的8.77%，即使之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绝对数量上有所提升，但党员占比一直稳定在8%左右。这是因为，党组织完成了对政权系统的组织覆盖，接下来的任务是继续向处于半边缘的群团组织和边缘的社会经济领域嵌入其组织力量。

  其次，从发展党员数据分析来看，处于半边缘位置的群团组织在改革开放之后处于起步阶段，进入新世纪以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如图3所示）。2003年在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的比率为79%，而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的比率仅为6.11%；同年，处于半边缘位置的事业单位建立党组织的比率为63.28%，而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的比率为37.87%。在这一时期，党为实现国家治理的目标，将组织嵌入的重点领域放在半边缘的群团系统。建立以群团组织为代表的“核心区域保护带”，是为保护并强化核心区发挥政治功能。图3所展现的公有制企业和事业单位建立党组织的比率，随时间的推移一直在变化。进入新时代后，党组织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同时，党组织进一步嵌入到处于边缘领域的社会经济组织。2013年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的比率首次突破50%,较2010年提升37.17个百分点；同年，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比率达到41.9%，较2010年提升29.95个百分点。因此，进入新时代之后，党在完成中心—半边缘区的组织嵌入以后，明显加快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基层组织嵌入。

  最后，从新世纪以来的总体趋势来看，中国的组织、规模与党员发展进度得到控制，使党员队伍的结构趋向合理化，发展党员对象的程序也不断规范化与标准化，具体表现为两点：第一，发展党员呈现控制总量、提高质量的特征，党员队伍结构一直在优化。高学历党员、女性党员以及年轻党员的占比趋于合理，并维持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比率。在职业构成上形成了以工人、农民等生产、工作一线为主体，兼具两新群体、党政机关群体以及学生群体为辅的结构性布局。以高学历党员占比变迁为例，2001—2021年全国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从22.82%增加到53.21%。这种高学历、年轻化、来源多样化的党员结构，响应了中央提出的“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十六字方针。中国及时作出调整党员结构，使党组织与党员可以迅速适应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诸多挑战。第二，从发展党员的程序来看，呈现规范化的特征。中国作为一个百年大党，从农村到城市，从弱小到强大，发展党员的程序也随着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呈现出规范化的特征。通过对比历次《中国章程》修改内容，也能够准确的看出发展党员的程序的演进顺序，如入党积极分子的职业、年龄、入党介绍人数量及资格、党员转正预备期等方面。建党初期对党员年龄未作规定，直到党的七大规定最低年龄为18岁，至今都是把党员最低年龄限制在18岁。入党介绍人的数量在1—3人不等，党的七大将其固定为2人。党员转正预备期由几个月到两年不等，到后来的“文革”时期取消预备期，1977年党的十一大之后固定为一年的预备期。

  发展党员是政党调适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与持久性策略，其发展程序逐渐标准化并形成了一套操作性强的流程，表明党组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得到持续稳健发展。为了顺应国家治理的时代要求，中央不断制定并修改《中国章程》《中国支部工作条例》《中国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以及《发展党员实用手册》等组织规范，以一系列党内法规对发展党员的工作提出具体实际的要求，使之发展程序严格规范，旨在不断的提高党员自身业务能力与政治素质，使之从容应对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复杂问题。

  D县地处滇、川、藏三省（区）结合部,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融并存的山区农业县，也是国家重点帮扶的贫困县。户籍人口6.11万，其中农业人口5.41万,占总人口的88.4%，其中，藏族人口接近九成。截至2021年底，D县拥有党员8840人，党员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16.2%，远高于所在州的9.2%、所在省份的5.5%与全国的6.69%。本文有关D县的访谈材料来自笔者的田野调查，而统计数据来自云南省与D县统计年鉴以及2001—2021年D县党内统计报表，由笔者收集、整理而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展党员的策略性调整与国家治理在西部地区的动态要求之间的关联性在D县体现得非常典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国家治理对西部地区的区域要求发生明显变化，推动D县基层党组织及时作出调整发展党员模式。

  1946年D县第一位员海正涛开展革命武装活动，为当地培养第一批员和民族干部。从1950年5月解放之后，D县各级党组织肩负起建党、建政权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使命。在这一段时期，中国发展党员的任务是尽快建立并巩固地方政权，其指导思想是“上下对口，左右对齐”以尽快嵌入边疆社会。党组织发展党员的逻辑是，先确立基层政权的“硬核”部分，随后建立起作为政权“保护带”的群团组织，不断把社会精英吸纳到党组织，并发挥核心作用。

  1949—1960年，在工业、交通、农业、财贸、文卫等行业的党员数量寥寥无几，发展党员的重点集中在机关政权系统。1959年12月党员总量达到320人，7个区（镇）建立党委。1965年底，党员总数上升到886名，并健全了政权、政法、地方武装、各群众团体等组织机构。中国采取“书记挂帅，全党出手”，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入党，而对于社会精英而言，加入中国几乎成为他们获取政治资源的唯一路径。可以说，这一时期发展党员的目标在于，建构以中国为领导核心的发展党员逻辑，党组织的嵌入逐步实现从处于中心的政权系统到处于半边缘的群团组织，目的是创建并巩固新生的国家治理体系。

  发展党员的数量远不能够满足中国全面主导国家治理的基础要求，但发展党员对象的重点领域与国家治理的阶段性要求相一致。1953年，D县的党员只有19名，党员人数和党组织覆盖率远落后于全国水平。1958—1960年D县党组织为响应“大炼钢铁”运动而调整发展党员的标准，1960年工业领域的党员从无到有，发展到57名，而在运动结束之后该领域新发展的党员数量迅速下降，发展党员的对象转向农村（如表1所示）。虽然党员数量少，组织覆盖度低，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级各领域创建的基层党组织，发挥着领导核心的作用，实现了中国最大限度地主导国家治理。这与全国的发展党员要求及其国家治理阶段性目标是一致的。

  如图4所示，截至1987年，D县各级党组织有120个，共有2479名党员。2001年已建立141个各类基层党组织，应建而未建的各级党组织数量为385个。进入新世纪，D县发展党员在数量规模与党组织覆盖率方面尚未达到国家治理对该地区的总体要求。因此，D县根据当地情况调整发展党员的重点方向，积极扩大党组织覆盖率。截至2014年底，已建立各级党组织数量增加为552个。数据来源：2001年、2014年中国D县党内统计报表。2000年以后党组织覆盖速度明显加快，2009年出现质的飞跃，党员发展对象与基层党组织迅速占领新的社会空间。这段时期注重发展党员的数量，以尽快实现组织覆盖率的目标，但发展党员以农民为主，而党员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比较少，这和全国党员构成的相应指标占比有很大差距。截至2001年底，农牧渔民党员占比为53.48%，到2014年增加到73.14%，远高于全国的29.54%；而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占比为18.83%，远低于全国的43%。

  造成党员结构失衡的原因有二：第一，特殊时期为实现区域稳定的治理需要，注重数量而对整体结构和质量把控不严。县域以农业为主，教育资源匮乏，在城镇化推动下大量农村青年外出就业务工。第二，当地农民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大多来自村庄的熟人社会，在入党之前长期生活于农民群体，能够用农民熟悉的话语宣传党的政策与法规。因此，普通党员广泛嵌入到每一个乡镇、村社和家庭，不遗余力地宣传和解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在区域性的国家治理面临挑战时能发挥关键作用。

  然而，为实现国家治理的阶段性目标，基层党组织通过多种形式在县域范围内进行有意识的社会动员，个体的政治意识在动员过程中从无到有、由浅入深，最后被发展为党员。正如一位被访者所言：“当时组织有较多的入党名额，而我做事认真，文化程度高，热情参加党的各种活动，组织就动员我入党。之后我们参加培训、上党课、学政策等等，挨家挨户去宣讲。”访谈D县某村村民，时间为2022年10月25日。党组织通过种种活动塑造党员身份与觉悟，使之思想意识强于没有接受相关教育的民众。然后，党员在各自的家庭与邻里宣传国家政策与法律，引导其正确对待反渗透反诈骗等影响边疆稳定的问题，完成国家治理在特定时期的特定任务。

  显然，D县能实现国家治理对西部地区维护稳定的阶段目标，得益于地方党组织根据党中央政策以及自身真实的情况进行调适的发展党员经验，以达到迅速提高基层党组织的覆盖率。提高组织覆盖率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能提升治理效能，但党员发展模式也带来党员结构失衡和潜在的组织危机。比如，有的农村青年入党是党组织动员的结果，其自身对党组织缺少很深刻的认知。在完成阶段性的治理目标以后，有的党员容易敷衍、抱怨甚至逃避基层党组织活动。正如一位基层党组织的干部所言：“他们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不是没时间而是态度有问题。刚入党时还很积极，但接受培训的时间少，不像我们入党前和入党后一直在接受系统全面的培训。” 访谈D县某村书记，时间为2022年10月23日。这种状况对基层党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够满足于组织的社会覆盖率，而是要加强社会功能的覆盖率，即更好地发挥党组织引领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发展党员更需要注重质量，才能适应国家治理与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

  提高党组织的社会覆盖率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缓解了吸纳危机，但随之而来的治理危机使得基层党组织不得不进一步进行自我调适和回应。发展速度过快，有可能会出现吸纳党员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政党调适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改善党员结构并提高党员质量。这一时期，党员数量年均增长控制在适当速度，党员队伍保持适度规模。2013年，全国发展党员240.8万名，较上年减少82.5万名，降幅为25.5％，发展的新趋势呈现出“提质控量”的新特征。于是，2014年颁布的《中国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提出了“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十六字方针。因此，D县发展党员的重点调整为功能覆盖，在稳定基础上求发展（如表2所示）。这一转变既是我们党自我调适的结果，也是基层党组织对国家治理新要求的积极回应。

  进入新时代之后，国家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并分为“五大振兴”（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而基层党组织振兴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心骨”。相应地，D县党组织对发展党员提出硬性要求以适应国家治理的需要，从追求数量与规模转向保质量与求发展。比如，35岁以下的党员占比50%，重点吸纳产业工人、回乡大学生、外出务工人员与。D县发展党员主要考察三条标准：第一，年轻、有威望的积极分子。这是因为，整个D县35岁以下党员的占比走低，亟需改善党员年龄结构。党组织希望吸收年轻人入党，培养一些基层治理中的“领头雁”和“领路人”。同时，时代发展快，党建工作要跟上信息化的形势变化。一些老党员不会操作智能型的新技术与新设备，影响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第二，在思想与行动上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适应国家治理的需求，在大是大非面前可以站在党和政府一边，积极做出响应党组织号召。第三，拥有高学历的知识精英和以工商企业主为代表的经济精英更有发展的潜在能力和代表性。一位负责发展党员的副书记指出：“我们吸纳一些工商企业主，虽然他们现在是一些小企业或者小卖部，但入党之后，可能慢慢做大做强，就可以带头致富。” 访谈D县专职副书记，时间为2022年10月22日。这三种标准在D县基本得到落实（如表2所示）。近几年新发展的35岁以下年轻党员占比达到80%以上，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新发展党员占比高达60%以上，农牧渔业的新发展党员占比呈现下降趋势。总体上，目前发展党员的标准是适应国家治理提出的新要求，以带动区域发展为导向。

  如何协调西部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这是国家治理的重大现实问题，但发展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治本之策。正如一位随机入户访谈的村民指出：“我们这边以前基础条件特别差，公路、水、电都不通。这几年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改善生活条件，未来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生活一定会慢慢的好！” 访谈D县某村村民，时间为2022年10月25日。可以说，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这一时期D县党组织实现由组织覆盖到功能覆盖的转变，以主动适应国家治理对边疆地区发展的目标要求。基层党组织向西部地区的功能延伸，已经不是简单地扩大党员数量，而是对党员有政治觉悟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双重功能要求。这样，原来大量无职责的基层普通党员被赋予政治担当与社会治理任务，相应提升了党员的有效行动能力，包括在联系村民、反映诉求、表达利益、提供信息等方面发挥主动性与能动性。由此，在组织覆盖的基础上，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而转向功能覆盖。

  中国肩负着治国理政的政治使命，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离不开党的领导。因国家治理的阶段性问题、任务与目标不同，党组织需要及时自我调适，才能持续巩固国家治理的领导权。因此，政党调适与国家治理关联紧密。目的决定手段的合理性，中国因国家治理的阶段性要求而进行政党调适，并主要是通过政党吸纳与组织嵌入两条路径展开，而发展党员是两条路径的具体落实。发展党员很好地体现政党调适的能动性发挥，各级党组织通过发展党员进行积极的自我调适，以此回应国家治理的具体实际的要求。因此，发展党员是政党调适的一个重要组织策略，而发展党员的数据变化能作为政党调适的可操作性指标。无论是宏观（全国）还是微观（D县）层面的发展党员速度、规模、标准等，都因国家治理的阶段性要求变化而改变。由此，本文通过发展党员的经验数据变化，可以明确判断出政党因适应国家治理要求而自我调适的特征与趋势。

  首先，突破政党调适研究仅限于宏观理论视阈，以发展党员的数据展开走势分析。两组数据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余年发展党员的变化趋势，并与中国国家治理的阶段性要求步调一致，表明发展党员是我们党依照国家治理要求而进行主动自我调适的策略与结果。把发展党员的可操作性数据作为测量指标，可以更客观、更准确地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组织的适应性调适。结合宏观（全国）与微观（D县）两个层次的发展党员数据，关注其发展对象、速度、规模、标准等方面的历时性变化，进而考察基层党组织自我调适与国家治理阶段性要求之间的动态关联。

  其次，对政党调适的两条路径即政党吸纳与组织嵌入进行学理探讨。在理论上，政党吸纳与组织嵌入是政党调适的基本路径，表明中央与基层党组织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通过发展党员的两组数据可以对这两条路径做多元化的分析，一方面考察基层党组织如何以及为何在特定历史时期吸纳特定的社会经济精英，另一方面考察基层党组织如何以及为何主动在新经济组织与社会新领域中进行组织覆盖，并从数量转向质量，从组织覆盖转向功能覆盖。通过发展党员数据的走势分析，能更加进一步发现，政党吸纳与组织嵌入存在历史时期的差异性，表现方式也有很大不同，更因国家治理的需要发挥不同作用。将时间因素纳入分析视野，更加有助于展示政党调适的能动性及其与国家治理之间关联的历史变动过程，而采信发展党员的数据，可以同时考虑自下而上的政党吸纳与自上而下的组织嵌入，更不难发现中国据于真实社会变化而及时自我调适的灵活策略与经验智慧。

  最后，把发展党员作为政党调适的组织策略，可以更明确治国理政的使命感以及政党调适手段与国家治理目标之间的连续性。中国通过员群体，始终领导着社会主义政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面对如何巩固新生政权的挑战，中国需要创建并巩固新型的国家治理体系。发展党员优先放在党政机关和群团组织领域，由此完成了创建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初目标。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面对市场经济与新社会空间的新领域带来的嵌入危机，中国要求党组织在经济社会领域全方位推进组织覆盖，并在宏观上纵向推进并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第三，步入新时代，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复杂社会的治理难题，要求中国注重党员质量的功能覆盖，在宏观上适应国家治理的新形势与新要求。因此，整体看来，发展党员的重点领域经历“党政系统—群团组织—社会经济领域”的次序模式，形成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同心圆结构。这既体现出中国自我调适的策略灵活性与治国原则性相统一，也充足表现国家治理的丰富经验与智慧。

  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党员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可靠数据，可以在宏观的总体趋势上理解中国为了积极应对国家治理的阶段性要求而进行积极的自我调适；但在微观层面，就如何在入口处把好党员质量关、怎么样发展到党和国家真正需要的党员等方面还需深化拓展。正如习所指出的：“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中国通过发展党员的组织策略，很好地服务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的阶段性目标，未来要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就必须与时俱进进行调适，协同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

  艾明江 嵌入型逻辑：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国家治理——基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经验